陈独秀不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稍事安歇后，陈独秀即给避乱赴渝的三子陈松年发去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不无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不幸丧母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谴”，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母子之情，至真至诚，令人嘘唏不已。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从此以后，每每念及一时杳无音信的儿子，谢氏便暗自垂泪，眼睛便从此坏了下去。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