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斋敬神的谢氏，是一位旧礼教熏陶出来的妇女，到了晚年，她更把自己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至关要紧的“大节要义”。所以，当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后，她便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硬叫松年夫妇陪着她，千里迢迢，从家乡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风霜，备尝艰辛。

关于尽孝道，陈独秀与前来奔丧的大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依大姐的意思，披蓑麻、穿孝服、守灵堂、做法事等一切按照孝道仪式，俱不能免。而陈独秀认为不必拘泥于这些在自己看来纯属迷信活动的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履行一些丧仪，他说：“在生不肖者，即使读了十八章孝经，又有何益？”

陈独秀的话，惹恼了性子急躁的大姐。在大姐一番“不孝”之词的抢白之后，又经过仲纯等一些朋友的劝解、说服，陈独秀只好顺从了大姐的意见。

这件事可谓是陈独秀生活中的第一次违心之举，而以往的他则是说一不二、独行其是的家长作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与谢氏之母子深情。

大姐对于陈独秀的“不孝”之责备，其实也是气头上的话。她清楚地知道，在养母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亲自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在隆重进行的丧礼中，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焚烧着一大叠纸钱。有谁能知道他此刻极其复杂的心情呢？

移居石墙院

谢氏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人迁居到了学校。多了宽余的屋子和少了家务事的牵扯，陈独秀的心平静了一些，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政治文章。自然，与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是不能少也不能断的，他渴望着了解战事与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可是，好景不长。7月的一天，为邓太太的一通指桑骂槐的刻薄话，潘兰珍在卧室内整整饮泣了半天。待陈独秀一再追问，方知系邓太太指责他们是“寄生虫”之故。显然，如此难堪的处境是无法呆下去了。经过陈独秀言辞恳切的坚决请求，邓仲纯只好答应了陈独秀的迁出。

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邓仲纯帮助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乡村鹤山坪，住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可那儿的孩子太多，整日闹山麻雀似的叽叽喳喳，陈独秀不久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阴，院外视野也开阔，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房主人杨氏一家的众多媳妇热情、贤淑，将潘兰珍视为同胞姐妹一样。但是，这儿毕竟太偏僻了，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因此，很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访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只得望而却步。不仅当天的《江津日报》和头两天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是由邓仲纯三五日或一周送来一次……消息的闭塞，真使陈独秀有隔世之感。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腾出了两间偏房给陈独秀夫妇做卧室和书房，但此屋上无天花板，脚下泥土地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室内用具不但少而且破，真是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孤独，如蛇一般噬咬着陈独秀的心。

然而，陈独秀的一手龙蛇飞动、鸾翔凤翥的好书法，即便是在这个偏乡僻壤，也常常引来好些请求题字的慕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