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你觉得一个人能同时是一个真的诗人，又是一个政治家吗？

加里·斯耐德:有时候可以。比如苏轼，罗马帝国也有一些例子。

时代周报:当代的有没有呢？就是说，一个政治家，他的诗也是很好的，或者说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从事政治也很成功的。

加里·斯耐德:没有，但我知道有一些很糟糕的，或者有争议的。有一个诗人，他一生都是斯大林的信奉者，尽管我来自左派家庭，但是我们反对斯大林，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他。他在政府工作时，是驻墨西哥大使，当托洛茨基被暗杀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参与。所以，你们在听历史故事，你们不想错过它，因为你们想记住它，你们想触碰这些历史—中国的历史，20世纪世界的历史，不要一直往前走而忘记了过去。

从马克思主义到佛教

时代周报:你也曾向往中国的革命，后来又转而学习东方禅宗，成为“大自然的代言人”。

加里·斯耐德:你的问题，我必须澄清，我不是从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自然学起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我在华盛顿州的农场长大，我们卖牛奶和鸡蛋，照顾鸡是我的责任，有时候我也照看牛，当时是没有机器的。

我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但在文化上，他们认为星期天还是要去教堂。教堂离我们一公里，要走一个半小时。八九岁时，我6个月大的小牛死了，我就问教堂的牧师，小牛会不会去天堂，他说不会。我说，那我就退出啦，我的牛不上天堂，我才不来。

当托洛茨基在苏联被审判后，我父母及其朋友就对苏联感到失望。但我父母也不是托派，因为他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凶手，杀了很多人。二战后，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很多人对苏联感到失望，便觉得中国也许会好一点。当时消息不多，所以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好几年，我对中国革命一直抱着开放的态度。但到大跃进时，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之后，我在一本受欢迎的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佛教的文章，它说佛教最重要的伦理是必须尊重所有的生物，不去伤害它们。信仰佛教的人都很“奇怪”吧。几年前，英国发生疯牛病，成千上万头牛被宰杀了，我很关心这个事，就找了所有信佛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来念经超度，我知道除了我没有人会这么做，英国人肯定是不会的。（笑声）我从小跟牛一起长大。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现在佛教徒不少，纽约的佛教徒从1989年开始，每一年都去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时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害的地方，在外面静坐。

于是我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当时还有一种革命哲学，就是无政府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一种是非暴力的。我和朋友们都对非暴力的感兴趣。1962或1963年，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论佛教的无政府主义。我写过，一定要负责任，基本上那些还是可以的。

后来，西方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得很快，我开始关注环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它说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光合作用，所有的价值都是有机物创造的—通过把阳光转化成纤维或能吃的东西。所以我写了一首诗，我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植物，这首诗的题目是《革命中的革命中的革命》。这是我获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仍然在这方面努力。所有的地方，苏联、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一样忽略了如何使用环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谁能最快更正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能在一个不算极权主义的政府下完成么？

时代周报:艾伯特·戈尔（美国前副总统）在环保方面做得怎样？

加里·斯耐德:戈尔是一个慢家伙，有点慢。我很欣赏他所做的一切，他做了很棒的工作。当他还是一个议员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这些真的都是必须做的。他是唯一好几年来看到这些问题并努力矫正的议员，当然，即使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解决之道。你知道，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戈尔是做得不错，但他做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