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见报后，刘海粟大怒，时隔一天，即于《申报》发表《刘海粟启事》，称，“……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需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徐某所能抹杀。”

这段口诛笔伐发生时，距刘海粟创办学校、徐悲鸿投奔上海已过二十载。徐、刘二人均已成为知名艺术家，分别经历了欧洲游历和法国求学后归国。刘海粟被时任上海市长称为“吾国新艺术之领袖”，而徐悲鸿也已将西方写实主义引入中国。二人名气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徐悲鸿于法国求学后，将正逐渐被西方抛弃的写实主义带回中国，用正确的透视和解剖学技法改造中国画。彼时，中国战乱频仍，国内艺术水准普遍偏低，徐悲鸿选择最为传统的技法带回中国确有现实背景的考量。而与其相悖，刘海粟游历欧洲后，因其心性外向易于接受新鲜艺术观点，很快便接纳了印象派和野兽派。徐、刘二人的艺术分歧也由此产生。相比之下，徐更重本格与基础，刘则重观念与意识。二人分野南北，在各自影响下分别有弟子聚在身旁习画，也逐渐有艺术观点对立的态势。

在徐悲鸿第二次《申报》启事中，直下战书，让刘海粟“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工，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从此，二人公开交恶，展开长达多年的较量。

“那时候两个人都年轻，徐悲鸿比刘海粟还年长一岁，谁也不服谁。两个年轻人在上海相遇，有年轻人的互相嫉妒，这也可以理解，也说不清楚。”杨先让说。这样的较量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徐、刘二人均于美术界担任要职。而就在刘海粟的名字登上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名录不久，徐悲鸿即写信予文化部表示抗议。

周总理调解过二人矛盾吗

由于徐、刘二人在美术界的地位及影响力，1949年以后，政府高层与二人多有接触。刘海粟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国家总理周恩来与自己的谈话，并着重回忆一次彻夜长谈，而长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周恩来为徐悲鸿与刘海粟调解矛盾。

刘海粟在《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一文中写道:对这个问题最了解，也是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2年，他在北京专门找我谈话，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1点多……他语意恳切地说，“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大计。悲鸿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有长者之谊，也要有长者气度，要谅解他。”而在其传记《沧海》中，刘海粟回忆起周恩来对自己的接见则是在1954年。在传记作家石楠所写著作中，刘海粟又将接见时间回忆为1953年。而周恩来年表中，对此事没有记录。

“周总理接见刘海粟这个事绝对没有！”廖静文有些激动，“1953年，周扬见悲鸿的时候和他说，刘海粟到北京想见周总理，但是总理没有时间见他。”

在杨先让看来，周恩来调解徐、刘矛盾之事纯属刘海粟杜撰。1954年，杨先让曾与刘海粟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杨先让作为北京3名美术界代表之一前往上海参加华东地区成立美术家协会的会议。当时，拍照还尚属奢侈，杨先让就在他人讲话时顺手画速写以便记录。“刘海粟发言说，我大海一粟，高高在上脱离劳动人民。我今后要痛改前非。”速写画面上，刘海粟大腹便便地站在众人之间，旁边是杨先让匆匆记下的他的发言。

对于周恩来与刘海粟的关系，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曾有一段记述。谢稚柳曾于上海博物馆为周恩来讲解一批古画。据谢稚柳回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提到自己曾是刘海粟的学生时，周恩来大怒，啪，一拍桌子说，“你去告诉他(指刘海粟)，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要他好好检讨、认罪！……这应该是反右前两年(的事)。”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恩怨已近百年，如今对于徐、刘二人交往的真正知情者大多已作古。中国美协前党组书记、刘海粟的门生王琦也年过九旬无法接受采访。而刘海粟的女儿刘麟也曾公开对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称，“我认为，先辈的恩怨，史实俱在，历史自有定论。有些人，看到一些资料，愿意做些评论，这是他的自由，我也无暇干预。史实总是会还其本来的面目的。清者自清，无须因此烦恼。”

因徐悲鸿逝世时，与刘海粟的恩怨尚未了结，廖静文心中一直不能平静。之后，凡有刘海粟担任行政职务或举办展览的消息，廖静文大多会写信抗议。如今，刘海粟已故去，廖静文也年过八旬。“刘海粟也死了，我也不用再写信了。”廖静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