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939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开始为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物色人才。汪精卫的助手褚民谊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在简繁撰写的刘海粟传记《沧海》一书中，刘海粟自己回忆道，“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但这之后，刘海粟发现，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大多遭遇不测。故此，他决定趁赴印尼举办展览之事，避走南洋，并未在汪伪政府内任职。1939年末，刘海粟将在雅加达的全部卖画所得捐给抗日官兵。在其继续辗转于新加坡时，上海沦陷。而此后关于刘海粟生活的记录模糊不清。根据石楠女士所著《海粟大传——沧海一粟》记录，刘海粟藏身某油坊，后暴露身份，被日军押上飞回上海的飞机。

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日后，刘海粟回忆说，“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而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据廖静文回忆，周扬并未回信，但为此曾与徐悲鸿见面商谈。而此后不久，徐悲鸿逝世。“悲鸿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在文代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还找到华东区的负责人，批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宣传刘海粟？！”

徐悲鸿是刘海粟的学生吗

徐悲鸿与刘海粟交恶并非一时之愤。早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年轻画家的徐、刘二人就已为事后的恩怨埋下伏笔。

多年以来，刘海粟多次说徐悲鸿是他的学生，而徐悲鸿从不承认。对此，廖静文说，“悲鸿看到广告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有很好的师资和设备，就去了。但是后来悲鸿告诉我，一共有不到10个学生，连石膏模型都没有，就拿个印出来的画挂在墙上让他们临摹。因为什么都学不到，不到两个月，悲鸿就走了，学费也不能退。他根本就没见过刘海粟。”

1912年，刘海粟怀揣父亲赠与的200块银元来到上海。那时，受洋务运动影响，西学东渐，青年一代对于西方政经、文化如饥似渴。在新文化的影响下，诸多新学校接连出现。刘海粟到达上海后，于当年11月与友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当时刘海粟只有17岁。

随后，刘海粟于上海《申报》发布招生广告，并亲自撰写办学宣言，内容涉及东西文化、艺术责任云云。不可避免的，这所由17岁少年创办的学校遭到社会各界大肆嘲笑，但同时，批评之声也增强了其知名度。此时，仍在宜兴的徐悲鸿投奔上海。

据徐悲鸿、刘海粟的研究者王震说，刘海粟学校首批招生一共10人，没有徐悲鸿。“徐先生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据王震考证，徐悲鸿这两月的学习是选科，而非刘海粟教授的正科。

在1932年11月3日的《申报》中，徐悲鸿刊登个人启事，直斥之为“野鸡学校”。“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惑于广告……今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鄙人于此野鸡学校故不认一切人为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