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政治家"的例子，如原省长的沙文汉被罢免后（党内的"右派"），1958年请70岁的周建人出山当浙江省长，他几次恳辞不遂而终于服从组织决定⑧，即他虽深感自己决非政治家而挺身上任，力求努力工作，以期不负所望，何况身为浙人，能为故乡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好事。结果呢？"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和党的距离"。⑨

周建人其实是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他很长时间是以爱国民主人士、鲁迅弟弟、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这样他比一般党外人士要多一些信息，却又比党内同志少新中国成立前夕周建人夫妇等在河北平山

一些信息，就是"信息不对称"，结果，大概与也曾做过省长的（似应是他的前任）沙文汉一样，他们"太单纯了"。周建人妻子王蕴如回忆说周建人"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因为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王夫人又说：如果党员都像周建人，那就好了；柯灵则说：通过周建人的事例，"'君子可以欺以方'，我看到了现实的例证"。⑩

什么是"现实的例证"？周建人时常说："'认真'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不可马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所以，他甫到任，就到基层视察，倾听百姓的声音，结果他发现解放十多年了，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文盲也很多，至于干部素质更不敢恭维。他隐隐感到：党内有一种居功自傲、好大喜功的风气，家长制、一言堂抬头，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时有发生。他不胜忧虑，一有机会就倾吐意见，也不怕忤上和忌讳。他回到北京工作时，要警卫拆除掉住所周围的铁丝网，以为这会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无形中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听不到他们的呼声，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干部特殊化、吏治蜕变的根源。

据说鲁迅遗嘱中原先是要求孩子长大后"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冯雪峰看了认为恐会引起误会：为什么小觑"文学家或美术家"呢？所以鲁迅又加了一个"空头"的前缀，其实鲁迅心里明白"文学家或美术家"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拿它和"政治家"去比，真是有云泥之判。周建人本来可以是一个道地的生物学家或科普作家，然而身不由己入了"政治家"的队伍，结果就有上述的尴尬和不适，包括以他名字出版的那些有关回忆鲁迅的书籍和文章（现在还在重版），其实许多是他人代笔捉刀的，有的地方去真实的鲁迅甚远，因而影响不能算好，也是柯灵先生后来为之诠释此背景："在'文革'的炼狱中老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煎熬。'四人帮'不可告人的阴谋需要堂皇的旗帜，现成的偶像以外还要抬出一尊历史的偶像，那就是鲁迅。他们的鬼蜮伎俩是任意揉捏鲁迅，利用乔峰老人的身份地位、和鲁迅的关系，是更卑污的一手。老人那时已到八十开外，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生命的夕阳已经西斜，加以双目失明，根本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报上却出现了由他署名的文章。这类文字不免招来白璧微瑕之感，但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此负责呢？"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