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之将至”而愈“好为人师”　　

“每次在海外讲到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我的老家。”在加拿大教学时，叶嘉莹深深为英文无法准确传递中文的意境而遗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能被翻译成pick up the fence-side flowers ,and see southern mountains far away。“这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多少意境都没了！”

“但是我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回不去。”直到1972年中加建交，叶嘉莹才看到回大陆的希望。1974年，她获准回大陆探亲，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和亲人，激动地写出27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

“文革”结束后，她向中国政府提出回国教学的申请。终于在1979年于北京大学讲了第一堂课，实现了多年心愿。那时人人求知若渴，几十所大学相继邀约她作讲座，她从不推辞。“那时国内的大学老师只有几十块工资，我从国外回来一趟就要几千块，（这钱）不可能跟学校要啊，都是自费回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嘉莹退休，将更多精力投注到大陆的讲学当中。1991年，她应南开大学邀请成立了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她出任所长。1996年，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她个人为研究所捐出退休金之半数，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别号，“永言”则分别取自长女及女婿的名字。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好为人师’而‘不知老之将至’，其实我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将至’，才如此急于把自己所得传给后来的年轻人。”

平素不问世事的她甚至还曾在1998年上书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倡导幼儿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并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

她也担心传统文化的传承，不知道在这个无比现实的社会里还有没有传薪之人。“不过有时候物极必反，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了那种唯利是图、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的败坏，也许它有回头的一天。”叶嘉莹说，“我不是一定要乐观，但我也不一定要悲观，我只是尽到我应尽的一份力量。”

八十高寿的时候，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之后，她终于找到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卞小蘅、孙陆芳、沈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