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的“非职业作家”

1989年，张大春以“大头春”为笔名发表了《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热卖26万本。“似乎是我唯一一部畅销小说。”20年后他这样说。

这部小说是一个少年的自述，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在读者看来搞笑。由于切进现实，“批判性相当强”(张大春语)，批评家们开始胡乱揣测，“小说里父子关系隐喻了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关系。”

小说热卖之后，编辑前来“要挟”，“如果不写续集，我就找别人写个大头妹当续集。”张大春怕被糟蹋，随便用菜单写了回目交予编辑，用26天写了续集《我妹妹》——虽然他没有妹妹——续集也不再搞笑，但读者仍然买账，《我妹妹》卖出16万本。编辑于是阴魂不散，进一步“威逼”，“我们要买仓库啊，帮忙再写一本。”于是，又写一本《野孩子》，在结尾隐约将大头春“写死了”才算完事。

其实在此之前，张大春已算是台湾的知名作家，“这点我就不客气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自我评价说。80年代之前，台湾文坛一如其他地方，文学风格一窝蜂地相似，张大春也被裹挟其中，“写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他写出了《公寓导游》，立刻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如今，讲到类似的头衔，张大春总要加上“所谓”二字。当他的书被引进大陆后，在作者介绍一栏，张大春已被夸张地定格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七八十年代，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同时也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稿约不断。直到1988年，他进入台湾一家报社任副刊主编。可数月后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辞呈被报社坚拒，放假一月复工后，仍端坐原先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拿钱”。

于是，他开始每天早晨看30份报纸，将有趣新闻摘录，胡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这包含着政治人物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结集《大说谎家》——既隐喻自身又揶揄政客。

张大春的聪明有目共睹。他纯粹胡编地写了一篇《伤逝者》却拿到了台湾科幻文学奖，稍稍认真的专栏结集，就成了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稗类》。

“顽童作家”的帽子如紧箍咒般套在了张大春的头上，他并不在意，仍我行我素，既批判现实又胡乱幻想，并且开始抽身反观，照顾起古典文化这个“被遗弃的孩子”。

在台湾，一些作家都颇具家学渊源，诸如朱天文、朱天心一家，交往的还都是名流，较于他们，张大春的父亲虽偶写打油诗，但只是普通公务员，与文坛无甚渊源，他算是硬闯进文坛；另一批作家诸如白先勇和李欧梵等，西洋与旧学的双面背景让他们进入了台湾文学的名人堂，之于他们，爱好说书和相声，念国文专业且靠诸多俗常工作养家的张大春算是“土”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