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

根据毛泽东有关民歌的讲话精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报告的后面还附了一百多首民歌。周扬在报告中颇为动情地说:

“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在周扬报告后面附的一百多首民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

这样的民歌，的确唱出了“大跃进”的豪迈与气势。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扬找人协助，从大量的新民歌中选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扬共同署名，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书中附有黄胄、古元、米谷、力群、张光宇等11位著名画家的24幅精美插图，以红旗出版社的名义于这年11月出版。

除了《红旗歌谣》，这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对于民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被上升到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郭沫若的那篇《答〈民间文学〉编辑问》，在为新民歌欢呼的同时，严肃地表示:“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

虽然不允许对新民歌有“踌躇”，但仍有“踌躇”者。

这年7月，诗人何其芳在《处女地》上发表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何其芳的文章，引发出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撰文不同意何的观点，同他“辩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柯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柯文的启发之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才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