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居中劝解的TugBey君究竟是谁，暂无史料可考，然而据他回复赞成“那第三个办法”判断，当为王星拱、陶孟和之一。

陈独秀对此表决结果的反应极为激烈，他在致胡适等人的公函中，坚决地说:

第三条办法，……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军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於《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一月九日

……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移京”和“别组”两说各占半数之时，则我仍站在“别组”一方面。)……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二月一日

1921年，在陈独秀的坚持下，《新青年》又移到广州后，陈氏写信给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他们自己另办一份杂志，并说明自己是不会为他们所办的新杂志写文章的。曾经志同道合，谈笑间直欲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得灰飞烟灭的青年挚友们，终于各奔理想，分道扬镳。

私谊绵长

世人多感叹胡适与陈独秀半生情谊，终究由于《新青年》的分歧而决裂，然而我们从陈独秀在此后致胡适的信札，看到二位巨人的坦荡胸怀与相知相重的情谊，那些分歧和意见，便可置之一笑。

胡适在TugBxy的劝解信后，曾为“研究系”一事致信陈独秀，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独秀也坦诚地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

胡适与陈独秀在报纸文章中针锋相对，互相批评，并未就此疏远冷淡，书信往来不断，依旧怀着对彼此的敬佩与信赖，君子之交，深厚绵长。

在广东期间，陈独秀曾拜托胡适邀请陶孟和顾孟馀前来广东办学，甚至希望在广州实践杜威的新教育法。

一涵(即高一涵)、适之兄:

……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馀(即顾孟馀)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

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十二月廿一日

即使胡适已脱离《新青年》编辑部，新书刊出之后，陈独秀也按时寄送胡适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