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字，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哪里来？

(3)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并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五月十九日

虽然鸿雁往来频繁，然而二人意见的不同渐渐明晰，陈独秀致高一涵的信函中，就道明了胡适对陈独秀一些做法的反对: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而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

胡适的反对，并不仅仅针对于《新青年》的招股举措。实际上，在“五四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两位携手共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战友，一同站在“反对旧文化旧传统”巨浪的前端，思索着未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

胡适师从美国杜威教授，接受的是“实用主义”理论，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在中国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而此时的陈独秀，却已经从“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脱胎出来，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胡陈二人的意见分歧，后来发展成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