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吐火罗学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具有联结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导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性。但是，窃以为，季先生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乃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国学大师”的“牌子”不符，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即使从所谓“大国学”的角度，也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国学”这一概念是与“西学”、“印度学”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学问都囊括到国学之中，实际也就取消了国学。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眼光。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例如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等都来自梵文sarkara与巴利文sarkkhara，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所以《糖史》(一)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通过糖史的叙述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洲、美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从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季先生通晓西学，他在清华念的就是西洋文学系，留学德国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以及主题学、母题研究的方法，就是从德国学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晓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现代语文，还学习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没有人会说季先生不懂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

季先生是大智，他请辞“学术泰斗”与“国宝”是谦虚，而请辞“国学大师”则是实心实意。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为先生送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主将，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千古！

高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