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位吐火罗文之父，看上了来自吐火罗文出土国的季羡林。其实，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阻断了季羡林的回国行程，如果不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如果不是西克教授来接任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职，如果不是西克教授觉得季羡林是一位可塑的语言天才而近乎武断地硬要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全部传授给这位异国学子，那么，季羡林可能压根就与吐火罗文无关。因为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大脑中已装有7种以上的外国语文，一个人的头脑究竟能够容纳多少种外国语文？季羡林心里没底。但是，既然是老先生武断地要把全部看家本领传授给自己，那么，你敢硬教，我就敢硬学。开始学习这种天书的时候，他是感到很苦，但是不久学习兴趣就来了——每周2次课，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渴望上课了。

1946年季羡林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后，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在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论文却是《浮屠与佛》，这也是先生本人在1949年之前最满意的两篇论文之一。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就“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论争非常激烈，季羡林就利用自己的吐火罗文知识，澄清了“浮屠”与“佛”的长期存在的不正确认识。季先生认为，“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而“佛”则来自吐火罗文，二者意同而渊源不同，“佛”并非“浮屠”的简称。

由于吐火罗文是以佛教为主题的文本为多，在季先生后来的印度学和佛学研究中，认为早期的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了中亚细亚的中介。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残卷，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中国就只有季羡林懂。李遇春便来到北京，将携带的残卷交给季先生。季羡林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是一部宣扬佛法、名为《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季先生的破译也终结了吐火罗文出土在中国、识认在外国的历史。尤其是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聘为在冰岛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种《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杂志的顾问。

那么，季羡林在中国开创的吐火罗学，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虽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尔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在印度只有14000多人),所以梵文与巴利文基本上也属于古典语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季羡林也曾学习过希腊语、拉丁文，还有学习古埃及语文的想法，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古书用白话文翻译之后，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古典词汇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义。至于复兴国学从娃娃抓起，表现出先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忧虑: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学问的，国学的功底都很过硬？而现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底子仍然不过硬？就是因为没有从娃娃抓起。先生临终之前复兴国学的这几点想法，有没有现实可行性完全可以讨论，但它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则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