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

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贫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光靠吃的东西不行，还要显示男人的魅力，我最大的魅力是会讲故事。因为我看的小说太多了，所以，肚子里装满了古今中外无数个故事。我决定以满腔的激情给那个女孩子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她会被我的故事迷倒。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庭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几乎绝对地不上映故事片。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块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我把那些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糅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这个女孩子家里人口很多，上有爷爷、奶奶、父母、姐姐，下有妹妹和弟弟，共十多口。晚上，全家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等我来讲故事，如果我加夜班或是去海里扎猛子，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就像今天电视断电一样，使她家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当然，看起来我是对着全家讲故事，实际上我是对一个人讲，那就是对她。奇妙的是她竟然也能感觉到我是在对她讲，爱情真是莫名其妙又妙不可言。这样讲着讲着我就把她一个人讲到大街上，讲到公园里，讲到灯光暗淡的胡同里。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延，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这时我特别得意，得意我这个狗崽子竟然也能享受爱情，而且还是真正高质量的爱情。要知道，与我并肩同行的姑娘是多么的纯真，多么的美好，她绝没想到我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职工，绝没有想到我挣多少工资，绝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住房，绝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她只是感到我这个人好，我这个人有意思。然而，我一面得意着，却一面担忧着，因为我只是对她讲故事，不能多讲一句感情话；她也只是听我讲故事。

我不敢随意将爱情的窗户纸捅破。当时的女孩子在激烈的“革命”教育下，对爱情充满了无知甚至恐惧。我在充满热情和幽默的讲述中，却在时时担忧莫名的结果，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我要忍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绝不能掉以轻心露出马脚。太纯真的女孩子在爱情上有时是个麻烦，男女的事说得太多会让她感到我是个流氓。其实我自己感到我确实是个流氓，因为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为了把她俘虏过来，成为我的老婆。只要想到我的目的我就面红耳赤。问题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绝望中燃烧着希望，特别是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动听的故事时，她那对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对我目不转睛，使我的侥幸猛然膨胀为信心百倍。总之，我必须得豁出去了。一天晚上，讲完一个我自以为相当动听的故事，看到她那闪烁激动神光的大眼睛，我不仅涌上来胆量，一阵支吾之后，我便“原形毕露”，对她说出了我的“狼子野心”。

她愣了，一下子站住，也许还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个突然露出凶相的大灰狼。我心脏一阵狂跳之后猛然无声，血液也停止了流动，脸皮却高烧般地发红发热——坏啦，前功尽弃，这成百个故事算是白讲了。可正当我心下发慌之时，她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