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绰号叫“张铁生”（这小子十七岁了，连小学的算术都不会）的海碰子不以为然，说他邻居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也有这样桃红色的衣领。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从沮丧中突然兴奋，竟萌生出对“七六年精神号”采取点爱情的行动。所谓爱情的行动就是递给她一封情书，而且是全世界最绝妙的情书——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我认定这绝妙的情书绝对能打掉“七六年精神号”的傲气，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恨“七六年精神号”了。

我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张印有红格的，光亮而厚实一点的信纸，并认真而整齐地叠成中间有十字花的“信状”（一种纸牌的形状）。然而，在乘客拥挤的电车上，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送情书，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会被当场抓个流氓现行。至少在当时会被当作

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批斗。为此，我很有些激动但也有点恐惧了。于是我在心下不断地自我安慰，怕什么，反正情书上没一个字，就是抓到了也没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将擦自行车用的上光蜡当作“发蜡”（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化妆品了），认真仔细地往头发上擦，把我乱糟糟的头发抹得锃亮，真正像一个资产阶级小流氓。而且还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海魂衫。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六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紧张得要死，不敢去看她。快到下车时，我才突然勇敢起来，有些昏头昏脑，却又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六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刹时我绝对地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

七六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海碰子们为我的勇敢行动沸腾了，大家疯狂地笑着，疯狂地说着，疯狂地想象着“七六年精神号”打开空白情书的狼狈和尴尬状。最后，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都是穷光蛋……

那天我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一口气能扎进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我和所有的海碰子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上班。再后来到海边相聚，大家竟然没一个人提到“七六年精神号”，好像一个暗礁洞里的海参捕捉光了，再也没兴趣扎这个暗礁洞了；好像刚刚干完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该好好地歇歇了；甚至好像我已经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婚了，再讲她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再后来，“七六年精神号”就在我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住址，而且我没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例外情况，她今天当然还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还可能同我在城市的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被一群看起来是山狼海贼，实质上是一群英雄好汉的年轻人命名为“七六年精神号”。然而，有一件事她将会终生难以忘却，那就是曾有一个头发擦得油亮的小伙子，送给她一封空无一字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