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适要求妥善保存“清宫故物”，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那些毕竟属于文物，理应保存。但是，对于他将“驱逐溥仪小朝廷”视为“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强暴行为”，这就很难让人与之共鸣了。于是，自他的这封信在《晨报》上全文登载后，他的此番“抗议”立即遭来抗议声一片，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无一人支持他。

由于庄士敦首先表达了对胡适“抗议”的支持，他向胡适表示祝贺的同时，赞赏胡适“说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反对信中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

相对于周作人语气的委婉，北京大学的李书华、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要激烈得多。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直言胡适的“抗议”是错误的，同时表达了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的遗憾。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胡适也感觉到了压力。不过，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他一再强调他其实是一直“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是，他的这个表白更显出他是矛盾的：既然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那么又为何要抗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他又说他只是“反对暴力”，但正如周作人所说：“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从另一个方面说，革封建的遗留物的命，难道还需要温文尔雅吗？其实从根上找原因，似乎是君主思想在作祟，不过，胡适从来也没有（当然他也不会）承认他有君主思想。

在溥仪被逐出清宫、北京政府筹建“故宫博物院”时，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上面写着：“今日因有课，不能入宫，请恕罪。”这个“请恕罪”三字可谓意味深长。

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游景山。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一路上笑而论道的胡适突然沉下脸来，低声道：“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时隔七年，胡适终于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