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综观胡适日记，除了与特别的人（如蒋介石）进行的特别的交谈，一般情况下，他在日记里很少将某天与某人的交往记录得如此详尽。可见他对与皇帝的会见，还是很看重的。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紫禁城、皇帝总是带有很神秘的色彩。能够得以一见皇宫，已是幸事，何况还与曾经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对面，那更是难得的奇事了。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看，胡适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的这篇日记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有关记述有所出入。在日记里，他说是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他家接的他。据溥仪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将给胡适打电话一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文章中说：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清廷的遗老们来说，胡适是“新”人，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他们尊贵的皇帝受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说，皇帝是封建的“旧”人，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自然不能谅解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而对于胡适来说，按照他在文章中所说，他只是去见“一个人”，一个很寂寞的、很可怜的少年。

胡适在见过溥仪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溥仪太寂寞了、太可怜了。但同时，他由庄士敦对溥仪的介绍，以及他自己与溥仪的交谈，又感觉溥仪是个不甘寂寞而一心向往红墙外广阔世界的独立又有个性的孩子。几天后，他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有人曾经推测这首诗是写给情人曹诚英的，胡适不过是借事说事，借人说人。不可否认的是，这首诗至少在表面上写的还是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