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溥仪的寂寞和可怜，胡适萌生出拯救之心。他在6月7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表示他有心帮助溥仪冲出皇宫这个“理智的监狱”。然而，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溥仪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也不是胡适想拯救就能拯救得了的。实际上，他也不需要胡适的拯救。

从胡适的日记里，我们似乎看不出他对皇帝的诚惶诚恐，只是“行鞠躬礼”而已。但是，他在给庄士敦的信里，却没有掩盖他的“君主”思想。在信中，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这其实从他仍然恭敬地称呼溥仪一声“皇上”就已经可以看出了。尽管依照“优待条款”，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但是，胡适毕竟不是清遗老，而是有着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于是，他称呼“皇上”就不同于普通人称呼“皇上”，就不免让人对他的真实心理产生些许怀疑。

胡适的这一段话充分暴露了他“这个人”：表面上他是个受过西方文明浸染又力主民主自由的新派人物，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抛弃某些封建遗毒。在一个已经共和了的“新”社会中，他却仍然为被一个废了的封建帝王接见而“感动”，足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存着封建的忠君尊王思想。所以，他说“他很尊崇孔子”的确是句大实话。

在这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适又一次进宫见溥仪。不过，他没有将这次的见面记录在日记中。据庄士敦的回忆，此次见面为时甚短。

抗议修正优待清室条件

如果胡适被皇帝召见后的“感动”不足以说明他其实是有君主思想的话，那么，在1924年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后，胡适所表现出来的对“优待清室条件”修正决议的愤慨与抗议，就很难解释其动机了。

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几乎未作他想就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表示抗议：

……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办法，由国家宣布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