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说给好友炎樱听，炎樱不信，认为一切不过是爱玲的幻觉。

张爱玲早在19岁时写过一篇小文《天才梦》，其中一段可作为她一生的注解:“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世人是难以取悦的，他们也许真的不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因为与胡兰成有过一段情，桑弧最初爱上张爱玲，亦不免常常为她的身份立场起疑。桑弧为人忠厚，性格拘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都由他执导。当时一班做电影的朋友看他与爱玲彼此有意，曾想撮合这一对。据龚之方当时公开的说法:他亲自上门去替桑弧提亲，而张爱玲的反应是略感诧异。龚之方回忆:

她的回答并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说下去了。不可能的。

《小团圆》的出版颠覆了这个“不可能”。

燕山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 九莉笑了起来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 当然她知道他是问她与之雍之间的关系。他虽然听见说，跟她熟了以后，看看又不像。 他拥着她坐着，喃喃的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 又道:“你的脸很有味道。”

又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张爱玲《小团圆》）

这一节写出了桑弧初坠爱河时不确定的猜忌:眼前这女子，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是“汉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坏人呢？

也因为她身份特殊，他们之间的情爱，必须保密，否则，会拖累了他。所以，当时只有两三个关系极密的好友，才知道他们是情人。

努力向左翼靠拢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语境，难以原谅张爱玲的不光是“汉奸妻”，还有她的“反共文学”。

从1945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被攻击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卖文的“汉奸文人”，这期间的张爱玲，除了参与一些电影剧本以外，在事业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艺登上主流舞台，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可争取对象，柯灵、夏衍等人都对她的小说很欣赏，《十八春》就是在这个时节，开始用“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轮番换了化名写文章帮她捧场。小说连载写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梁京”就是“张爱玲”，大吊读者胃口。

这部脱胎于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十八春》，应该算是张爱玲“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也是张在平实文风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小说放弃了以往对绮丽意象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以往泼天而来的机智辛辣，转而使用一种温厚的叙事风格，小说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并焕发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获好评让张爱玲再接再厉，半年后，她写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小艾》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个异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她对此不太熟悉，“要么只有阿妈（指佣人）她们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时局势变迁，她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文艺转型了。她笔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结了婚，经过苦苦挣扎，才等来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备受摧残的身体已不能生育了。这部小说不但“左翼”，甚至跟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类似。

张爱玲还是秉承她不熟不写的原则，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两个“无产阶级”工种——早年刚成名时，她就去印刷厂参观过自己的书籍付印。但她原本构思的小艾，有心脱离底层身份，曾主动挑逗过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即便不谙世事的张爱玲，也知道这种真实的人性，在现实政治风气下是不能写的，正如她在《十八春》里所言，“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于是，她草草写了一个故事交差，内心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与当下环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灵曾在文章中回忆张爱玲参加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张爱玲是欣然赴会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