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对在衣着上努力向新社会靠拢，也有过一段描述。她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做了件喇叭袖单衫和一条裤子，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一身: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张爱玲《对照记》）

永远的争议者

1950年，土改开始，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谁也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时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她终于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张爱玲远赴香港，这一年，她32岁，此后再未踏上故土。

临行前，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络。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认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困窘，一腾出手来，张爱玲马上开始创作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这是张爱玲第一部英文小说，也就是后来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国出版后，《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时代》周刊都给予了好评，其中一篇书评说:“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羡慕。”书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

但就是这篇在大洋彼岸引发赞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国却骂声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里劳动模范，但家中常常挨饿，邻居谭大娘骂金根:当劳模是用饿肚子换来的。年关将近，农会规定每家出半头猪和40斤年糕慰问军属，本来就吃不饱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过年，干部们当然不肯，铤而走险的村民决定去抢民兵把守的粮仓，在冲突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也在混乱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连累家人，躲进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两个亲人，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粮仓，自己葬身火海。村子里，新年还是照过，干部们带领村民备齐年礼，喜气洋洋扭着秧歌去给军属拜年，扭秧歌的队伍里，也有68岁的谭大娘。

《秧歌》与《小艾》的写作时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年，国内文坛对这本小说几乎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认为，张从“左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机嫌疑。《秧歌》与《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数十年中在中国主流文坛一直承担“反共”骂名的最大罪证之一，直到“文革”后才获得重新评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当年的语境，再来看这部《秧歌》，小说批判了农村工作中的“极左”倾向，这种倾向从50至70年代绵延不止，给农民带来极大伤害。离开大陆的张爱玲竟成了反映这一题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新政权背后的问题。内地80年代“新时期文学”描写同样题材的《狗日的粮食》、《犯人李铜钟》等知名作品，比张爱玲晚了将近30年。

过去人们以为张爱玲“反共”，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张爱玲最后嫁给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左翼作家赖雅。人们以为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不过是互相利用，可是赖雅在日记里散步回家去见爱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爱”。人们以为张爱玲一生执于情障，张迷们更是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实以张的骄傲，她一生最介怀的绝不是某一个男人，而是她的小说，她的天才之梦，她“出名要趁早”的志愿。再爆出10本事关隐私的《小团圆》又如何？作为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她从来不惧被人侧目，她怕的倒是被人无视。但她自己已难以解说，少年时的张狂，老来全部化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识到，从她母亲这一辈起就急于摆脱的家族血脉，一直在她身体里，逃了一生也没逃掉。在晚年，她与隔膜多年的亲人终于在心灵上达成和解，她写道，“我爱他们！现在他们正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到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