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夫妇毕生事业为中国古建筑 死后却保不住故居
北总布胡同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布局复原图,由陈光中重新绘制。
·二·北总布胡同3号的命运,逐渐随着时代的变迁,碎得七零八落。
日伪时期,北总布胡同一度迁入大量的日军官员。直至今日,诸多院落里的花砖地面、屋内的推拉门家具,仍保留着日式风格。抗战胜利后,又居住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及亲属。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记载,在1947年的北京户籍登记表中,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所有者,为一户于姓人家。随后不久,原住2号院的田家,搬入了此地。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落,稍微改动了原有的结构。后院也分离了出去。再后来,前院里的五间前房,住进另一家住户,原本的三进院落,成为二进院。
上世纪60年代初,周贵生随父母搬进了2号院,与田家为邻。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田姓房主是位高中物理老师,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他的妻子操持家务,长得很漂亮,画得一手水墨画,四个女儿都很文静。算上田老师的父母,他们一家8口,住在这座漂亮的院子里。
马樱花树还在,每到春天,便开起粉色的、毛茸茸的花,院子里还种着一片竹子;周围是开着白色的、喇叭状花的夜来香,以及色彩多样的牡丹;正房两米多宽的前廊对面,立着紫色的藤萝架和葡萄架;正院的东西房各有三间,廊子稍窄,也有一步多宽。周贵生是院子里的常客,追着这位忘年之交学围棋。
“一年之后,我们就打成平手了。”头发已灰白的周贵生,脸上微微带着笑,“夏天雨季,我们就坐在北房前廊下,听着雨、闻着花香对弈。”一次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田老师告诉他:“这儿曾住过建筑学家梁思成。”
此时的梁思成,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名满天下的一代建筑学宗师。但在新政权的管理下,他似乎过得并不快乐。
他提出的“保护紫禁城”、“限制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在城西建造行政中心”等建议,并未被采纳,相反,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告诉他:“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在梁思成的另一个提议中,老北京的城墙,“顶部可变为公园、门楼可以成为博物馆”。他多次上书,反对将北京城墙拆毁。但两年之后,城墙还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轰然倒塌。梁思成为此落泪:“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满怀遗憾地逝世,终年70岁。早在17年前,他的妻子林徽因也因肺结核而离世。
大师们就这样告别了时代,时代同样抛弃了大师。
差不多同一时期,北总布胡同3号的新主人,也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文革”期间,因为有位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田家被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周贵生记得,一天早上,红卫兵冲进了3号院,田老师的妻子和老父亲,就在院子里被打死了。
随后,街道革命委员会将院子占了,他们把正院的西房和北房封上,只给田家留下一间东房。1967年,田家一家六口,搬到了亲戚家。不久之后,前院搬进了两户家境贫寒的老太太。
一年之后,一家生产羽绒服的街道服装厂入驻了这里。主院里的房子,墙都被打通,隔断也被拆掉,成了厂房。院子清空了,上面盖了一个巨大的顶棚,捂得严严实实,再看不清里面的模样。
只有院子里那棵马缨花树,还在孤零零地开着花。
·三·田家回到这处院子,是在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落实归还房产政策,服装厂搬走了。田家领回房产和被抄走的物资,回到了这里。他们与两家新的邻居相处得很融洽。
又过了几年,1984年,老2号院的原址上,动工盖起了北京市文联的宿舍楼,周贵生搬进了胡同30号的楼房里。但他时常会找到田老师,切磋棋艺,只是那段悲伤的历史,很少再提起。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邻近胡同要修建台湾饭店,为安置当地的一部分居民,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归属于某部位名下的三层小楼。田老师一家,则迁到了别处。
“老3号院最后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院。”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王来顺向《中国周刊》记者描述道,“四合院就这么变成了大杂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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