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痼疾 一夜清绝
1949年11月21日，市公安局接到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封闭妓院的命令后，早已待命的由市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于当晚8时统一行动。
为避免老板等人转移财务或隐匿起来，当晚6点，领导小组先以通知开会的方式，扣住了妓院领家、老板424人。随后，解放军战士和管区民警把守住各胡同口，工作组的同志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随后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最后将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妓院门上。
深夜12点，各行动小组把集中起来的妓女送到当时设在韩家潭胡同36号的北京市妓女教养院，然后将她们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这些教养所分别设在韩家潭胡同、百顺胡同内的14个妓院中。截至22日凌晨5时许，全市所有妓院全部封闭。
22日上午，罗瑞卿向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汇报了执行封闭妓院决议的情况，本次行动全市共封闭了224家妓院，集中妓院老板269人，领家185人，收容妓女1288人。“从现在起，北京市封建残余的妓院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彭真在当天的讲话中说。
灵魂肉体 双重改造
刚进教养院时，不少妓女对改造怀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寻死上吊的有之，翻墙逃跑的有之，起哄闹事的有之。从被分到教养院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妓女们都被统一称作“学员”。为了改掉这些“学员”身上的恶习，安抚其情绪，管教干部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天早7点起床，晚10点睡觉，适当安排劳动，使其逐步适应正常的生活。同时，干部还逐一找妓女谈话，寻找其中的症结，对症下药，使其认识到自己悲惨遭遇的根源，提高觉悟。
1950年12月11日，在拘押老板的处所召开了一次控诉大会。会上，学员含泪述说了这些老板的暴行，控诉其打断妓女胳膊、挖烂子宫、打瞎眼睛、拧肿阴部、暴力打胎等残忍手段，以及将妓女迫害致死的犯罪事实。最终，老板兼领家黄树卿夫妇二人被判决并执行死刑。消息传到教养院，“学员”们无不称快。
被收容后，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96.6%，没病的只有44个人。患病的人中，以淋病、梅毒患者居多。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的著名皮肤病性病专家胡传揆先生，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仅油剂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针，为进口这些针剂，政府总共拿出1亿多元(折合约12万斤小米)。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和恢复，最终，学员中梅毒治好者达到近40%，淋病治好者达95%。
重获新生 自力更生
治好病的学员，有的被家人领回，有的择偶成婚，许多学员则自愿要求学技术，准备进工厂做工。当时人民政府特意购买了80台织布、织袜机，成立了“新生织布厂”。
到1950年6月6日，共有926名学员走出教养院，其中结婚的有505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374人，参加中央防疫队的21人，考入艺术学校和曲艺剧院的有13人，8人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后，对其进行了相应处理。最后剩下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学员，都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1986年，有关单位对这批学员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走访，调查显示，分到这里的学员表现都很好，有的成了生产骨干，当了班组和车间的负责人，有的入了党，成了国家干部，不少人成了先进工作者。
今天的“八大胡同”中，无论是它曾经的“艳名远扬”还是后来的“一夜清绝妓女妓院”都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每一个普通北京人一样，每天上班、上学，挣钱养家。只有那些院落中斑驳的印花地砖，和外墙上偶尔可见的诸如“庆元春”这样的牌匾，默默记录并见证着妓女这个群体在解放前那些不为人知的凄惨遭遇，以及解放后抬头挺胸、自食其力、重新做人的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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