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在一些人眼中，上海的城市文学水准在下降， 2010年10月的一天，我听到上海电台在播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消息，新闻最后说： “此次评奖，上海本地的作品无一获奖”。翻阅当天的报纸，报道的文字很有意思，在列举了获奖作品名单之后，报道最后写到：“据悉，共有5部在上海发表、出版的作品获奖……”同一条新闻，在不同的媒体中反应不同。如此矛盾的结论在有关上海城市文化的讨论中也可见到。中国传媒大学的范周教授认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竞争力与北京相比，与上海的周边省份相比，根本谈不上优势。但上海戏剧学院的黄昌勇教授认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有阶段性特征，部分文化产业的阶段性增长速度，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上海成为文化大都市之旅很有希望。
在文学趣味上，上海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城市，仗着大城市见多识广的优势，一般的小打小闹撼动不了上海作家对既有文学写作方式的认同态度。因此，上海作家的写作好像维持着一种职业写作的惯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不在意于一时一事之得失，反正写多少算多少，有刊物愿意发表，有读者愿意看，这就可以了。至于影响有多大，是不是大红大紫，那都是文学之外的话题。像2010年8月出版的《赵丽宏文集》，收录了他40年来创作的作品，像年前出版的4卷本 《白桦文集》，像12卷本的 《陈思和十二年集》，其他像 “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和“叶兆言小说系列”；年轻一些的作家，像3卷本 “素素作品系列”、 “朱天文作品系列”等等，人们期待文学以一种绵绵不尽的感人力量，潜移默化，相伴同行，而不是像摸彩票、买奖券那样，投机、赌博，暴涨暴跌。
上海作家的写作特色，大都是常规性写作，所谓常规性写作，是指作家的文字格式一般都比较中规中矩，不大会有突发奇想的文学爆炸和思想革命，如陈丹燕的长篇游记 《我要游过大海》、潘向黎的长篇小说 《穿心莲》、王周生的长篇小说 《生死遗忘》、孙甘露的散文增订集 《比缓慢更缓慢》、唐颖的长篇新作 《另一座城》等，文字和写作风格基本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只是表情达意，较之以往，更加沉稳练达。诗歌方面，陈东东主编的 《将进酒——三月三诗会》收录了不少普通读者所陌生的诗作，但其中不乏值得关注的诗坛动向。
2010年上海最有学术含量的文学研讨活动，也许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哈佛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 “新世纪10年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上的各种意见、观点的分歧，是意料之中的，但会议参加者的构成却意味深长。与会者从大陆空间，扩展到台湾、香港和北美范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发言，台湾大学梅家玲教授的发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胡志德教授的发言，以及台湾年轻作家骆以军的发言，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各抒己见。由此，我们看到原本那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文学空间，正在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众说纷纭，各行其道。上海作协组织力量编选、出版的 “海上百家文库”在2010年10月正式出版。在此项工作的基础上，上海作协又计划邀请海内外研究专家，于12月15日举办较大规模的研讨活动。
上海是 “80后”作家的腹地，在“新世纪10年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专门有一场是留给这些 “80后”作家发言的。 “80后”作家有各式各样的文学尝试，尝试之一，便是搭上网络时代的技术快车，迎风展翅。 《Zero零——文学酱》这本2010年创办的文学杂志，刊发了7篇小说，它们是王若虚的 《若干年华》、张怡微的 《独立寒秋》、季若离的《逆光》、刘小禄的 《我不是小混混》、刘媛的 《伊丽莎白》、三三的 《寻找故事》、九苏的 《年少如刀》。这些作品与先前出版的 “80后”作家作品的 《鲤》、 《最小说》、 《悬疑志》等，在经验类型上有着某种相似性。
那些站在海外的文化人遥望中国的大城市时，最钟情的还是上海。上海作家协会与海外作家的交往，在2010年是创纪录的，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各国作家，愿意参与 “上海写作计划”活动。而王安忆、陈村、赵丽宏、孙甘露等知名作家，都主持过这些交流活动。在海外，关于上海的文学作品以及研究论著也是压倒性的。旅美上海作家曹冠龙推出了长篇小说 《沉》。文学研究方面，有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吕文翠的 《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 1849-1908》。 2010年台湾出版了1930年代上海 “新感觉派”代表作家刘呐鸥的资料集 《刘呐鸥全集·增补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四九以后》，该论文集收录了张业松的 《一九八五年的 〈上海文学〉的文学评论》、陈建华的《张爱玲 “晚期风格”初探》和沈双 《张爱玲的自我书写以及自我翻译》。
上海文学喜欢感性，喜欢自说自话，它不是集体可以左右，也难以左右集体。这种旧时的积习，说来话长，再怎么批评说格局太小、分量不够，似乎也没有明显的效果。不过按照城市社会学的 “马赛克理论”，似乎一个个微小的个体文化存在，是可以拼凑起一幅完整的城市文化地图的。文化的大小或许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小小的文化因子是不是有生命活力。由此看来，上海文学的 “小”是不是包含着另一种解释的可能：倘若我们连这点小小的“小”文学都无法容忍，还能指望有大的文化包容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