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纪录片大师镜头中的中国往事:从忘却到记忆
2009年11月20日 10:30 文汇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当时所有的旅社都叫差不多的名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法国巴黎,几经周折,来自上海的电视记者找到了已经89岁的克里斯·马克。不过这位倔强的老人一贯排斥媒体,最终只答应接受口头采访,拒绝拍摄和录音。对于那次到中国的经历和感受,影片顾问法国著名女导演、“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记忆犹新。

阿涅斯·瓦尔达回忆说,1956年,克里斯·马克邀请我拍摄一部纪录片。第二年中国政府通过友好协会正式邀请了我。当时小组有七八个人,中国政府认为这部纪录片很有用。“当时联合国还没有承认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好像她不存在一样。现在我们当然可以对此一笑而过。”

《北京的星期天》完成之后,阿涅斯·瓦尔达在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的天桥,到上海的戏院,再到三峡,一直走到云南,1957年才回到法国。当时中国人的封闭、羞涩、好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到住处的时候,发现当时所有的旅社都叫差不多的名字。有一个服务员过来送热水,之后过了没多久又有人来送水。其实送水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只是想来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样子的。”

在中国旅行期间,瓦尔达拍摄了大量照片。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法国电影回顾展在北京举行,瓦尔达带着她的9部电影参加了展映,同时她在1957年拍摄的100多幅照片也在北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我的孩子们都去过中国。我的孙子奥古斯丁去过北京、昆明。另一个大一些的孙子在美国读书,也在中国待过一年。我觉得,以前学生大都喜欢去美国,而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去中国,我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的。”

从《愚公移山》到《风的故事》 尤里斯·伊文思——从忘却到记忆

1970年代,和《中国》一样具有影响力的,是荷兰的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前者历时22天拍摄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影片。后者则历时4年完成了总计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值得玩味的是,拍摄32年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在中国首次公映的形式,彰显出跨越时代的理解和宽容。但是在经历了当时短暂放映之后,《愚公移山》却逐渐被遗忘。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在中国特殊的年代,几乎同时到达。一个拍了4年,一个只待了22天;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观光客;一个努力寻求理想,一个试图理解真实。最终的结局为何相去甚远?

《愚公移山》,4年素材12小时影片

从1972到1975年,伊文思用4年的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包括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接触了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 演员、解放军、售货员等各种人群。《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通过12集的分标题,就可以看到《愚公移山》取材之广。在这部最终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中,伊文思努力地理解当时中国出现的新的思想,新的语言,以及新的社会面貌。伊文思想用几乎中国人都知道的愚公移山,形容当时他看到的新中国的变化。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罗丽丹来到北京开始准备影片的摄制工作。虽然拥有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协助,拍摄过程仍困难重重。伊文思夫人、助手罗丽丹回忆说:“起初周恩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摄像机来中国。我们回答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周恩来说,你们不一定要光拍中国美好的东西。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到法国做好了准备工作,再次来到中国,开始拍摄《愚公移山》。”

1975年,当时伊文思一行回到中国来补拍一些镜头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愚公移山》12个章节中的7个。罗丽丹说:“我们遇到了很多阻挠,江青是当时的电影协会会长,向我们提出影片中61个地方需要删减。这并不是出自周恩来的意见,他当时病得很重。周恩来通过别人告诉我们,尽快结束电影的拍摄,并且带到巴黎去放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伊文思悲痛万分。同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上映,随后伊文思又带着影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最终捧回了金狮奖。美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电视机构争相购买播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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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磊 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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