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联大常委传奇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花岗岩校坊内，并立着张伯苓、蒋梦麟与梅贻琦三位联大常委的半身像。清华校长梅贻琦曾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遗世，其实清华园内楼宇堂皇，直追欧美名校，倒是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9年岁月里，梅校长殚精竭虑，在茅屋土房里戮力经营，才为众多“大师”营造出安身立命的学术气场，也让历届联大学生箪食瓢饮，得其所哉。

身为北大校长15年之久的蒋梦麟先生在其本校没有任何纪念物，倒是在遥远的西陲昆明有一尊铜像，让如我这样的北大后学千里之外赶来凭吊。在担任西南联大常委期间，蒋梦麟撰写了《西潮》一书，从个人的生命经验感怀中国自近代以来苦难与希望并存的变迁史，其中也有对西南联大自草创至巅峰时期的记述:

“二十八年（1939年）9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联大过去10个月来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刚好容纳新增的学生。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蒋梦麟在《西潮》的《大学逃难》一章中写道，“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生命。”

三位常委中张伯苓先生年资最长，也最富传奇色彩。他凭一己之力将天津的一家私塾办成中国最孚声望的私立南开大学，其麾下的南开学者群在当时堪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校西迁昆明之后，张伯苓虽转入政坛，常驻重庆国民参政会，但西南联大的连横之势也必得此公的关照才畅行无阻。正是由于张、蒋、梅三位教育界大匠的气魄与风度，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都凝聚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实践当中，合力而为一种卓绝的文化品质。甚至在抗战胜利，三校“复神京，还燕碣”之后，都无法再复制他们曾在昆明创造的学术奇迹。

云师大校方在学园后院里复制了一间仿旧的茅屋，内置黑板课椅，试图构拟西南联大师生“笳吹弦诵在山城”的教学图景，然而斯时气象恐怕只能在先贤的旧忆中略得些况味。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在《谈师友》书中对联大往事多有温习，如谈中文系学风“民主、自由、开放”，体现北大精神更为充分；说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他又说哲学家金岳霖应沈从文之邀，为中文系学生演讲“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