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已经表明，半坡时期的墓葬都位于环壕外面，大部分是合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个墓地里看不出人的身份和等级。”而2006 年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上展示出来的半坡四期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葬，这表明半坡四期时代已经出现了等级。

但真正属于庙底沟文化的墓地至今都没有发现。“具有如此发达文化的人们，死后埋到哪里去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尚不清楚。以往，这个时期的彩陶图案都是以鸟为主，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是不是让鸟吃掉了，有天葬的可能性。但学术研究是需要证据的。”王炜林笑着说。

此外，壕沟挖出来的十亿立方米的土去了哪里？在遗址附近，海拔最高的位置就是杨官寨村，所以那么多土方不可能堆放在村外。考古专家们推测在遗址内部，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高台建筑，“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到遗址里面的东西，如果存在高台建筑，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人们也许都葬在高台处，这或许还会解开墓葬的谜团。”面对这么多悬念，王炜林很兴奋。

除了环壕聚落外，考古专家还在杨官寨遗址南面发现一组窑洞式建筑群遗址，距今5000 余年，这是关中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

在成排的窑洞式建筑群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陶窑。二者的排列基本呈平面“吕”字形结构，即每一个窑洞式建筑后面都有一个烧制陶器的陶窑。烧陶是仰韶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几十年前挖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便展现了半坡时期人们的制陶生活。

考古学家还在陶窑的旁边发现了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在其中的一个窖穴里，考古队员挖掘出了20 多件完整的尖底瓶。“一个家庭用不了这么多瓶子，这证明在当时，陶器是成套生产的，可能用于交换或其他用途。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分工，比如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是专门烧窑的。而窖穴建在房子旁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私有的观念。”王炜林说。

通过考古学家的挖掘，人们可以拼凑出这样一幅场景:6000 年前，生活在杨官寨遗址的古人们制作陶器并作为器皿，用陶刀收割粮食，用石球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他们会通过交换来达成彼此的需要。而他们之中最强壮的或者拥有最多生产资料的，将会成为首领，号令人们的行动。他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了分工和阶层的出现。

难解的陶器之谜

4 月8 日上午11 点，劳作的民工在清理西边壕沟最底部的土，“这下面已经没有什么陶片或者是其他物品的残留了。”张伟站在壕边，认真地观察着挖掘现场。

4 年多来，考古队在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7278 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 座、灰坑896 个、壕沟9 条、陶窑26 个、瓮棺葬32 个、墓葬45 座，挖出来的碎陶片装了20 多辆卡车。53 岁的赵周荣正在杨官寨村租借的村民屋子里干活。他的工作地点是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房子，周围的架子上摆满了已经修补完的陶器，更多的碎片散落在地上，等待他一片片的拼补。

赵周荣做了35 年的陶器修复工作，是这一行的专家。他拿起一块陶片，认真地看了一会；又拣起另外一块，在比对后，他丢下手中的陶片，重新挑选了一块，“有时我会从颜色上简单分辨这些碎片是不是一个陶器上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会从陶质上区分它们。”

赵周荣拿起两块陶片给记者看，“这块是夹砂的，而这块偏泥质。”将几十甚至上百片碎陶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器皿，需要多年的经验和功底，“越大的东西越难掌握弧度，也越难补，只要偏了一点点，就差很多，比如大肚瓶，稍微有一块翘了，你就再也没办法补成一个完整的圆面。”

杨官寨的陶器修补活，是赵周荣所接过的最大的工程，“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也多，包括了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的陶器。”

配合赵周荣一起工作的，还有40岁的技工冯师傅。如今，两人已修好陶器近400 件，“但真正意义上的修复还没有开始。”赵周荣笑道。

杨官寨出土的众多陶器中，赵周荣印象最深的是一件疑似“天狗吞月”图案的彩陶。“我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图案。而这次挖出来的彩陶中，只有两件带有图案，一件上面是蜥蜴，一件就是这个‘天狗吞月’。”在工地修复室的架子上，王炜林拿起一件刚修补好的小件陶器，这看起来有点像现代人用的精油灯，他啧啧赞叹道，“这个东西以前从没见到过，估计又要引起不少人关注了！”

考古研究院基地的库房里也堆满了杨官寨遗址出品的珍稀陶器。记者随手拿起一根细小的锥形物品，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骨头打磨出来的古人发簪，表面抛光得非常光滑，闪着圆润的光芒。“这是杨官寨最经典的东西，一定要小心拿好。”王炜林提醒道，“刚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么亮，杨官寨人的工艺水平真令人折服。”

王炜林拿起一个石璧给记者看:“这是目前最早的璧了！这件可能是琮，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而这个石琮内圆外方正好代表了天地，它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