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界“一姐”戴锦华：贾樟柯新片超乎我的预期

文化研究帮我打开学术生命的困局

记者：《涉渡之舟》继续在女性主义研究上延伸，你跟其中的女作家们有过接触么？

戴锦华：很多是朋友啊。但这会违背我的“原则”：尽量与艺术家、尤其是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艺术家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和作家们交往，有始料未及的快乐。在与光影声音创作的导演们交往良久之后，和作家们共处的快乐之一，是对同一媒介：语言媒介的分享。在这份快乐和我的“原则”之间，我保持了文本中心、而非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的写作方法。

今天回看，《涉渡之舟》更像是记录了一个过程，而不像是一部完整的专著———一则是写作到完成的时间跨度较长，二则是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思考也在发生着变化。最先处理、研究戴厚英、张洁等女作家的作品时，我自觉尝试去整体性反思80年代，但显然，彼时彼地，还远没有获得能痛定思痛的空间。记忆中的痛感太直接，现实的焦虑也太强烈，因此很多社会与文化定位有失准确，诸如，如何区别政治精英主义与文化精英主义？如何思考理想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怎样看待和处理当代中国的历史债务和遗产？很多时候，与其说在反思，不如说是在自讼。

记者：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

戴锦华：原本的计划是继续做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也累积了四五个作家的专论。没有写下去的原因首先是兴趣点转移———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任情任性，率性而为；另外一个原因是新生代女作家，诸如卫慧、棉棉的作品等开始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市场与社会格局。一边是女性写作与勃兴中的新中产文化之间的重叠和错位，一边是我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发言位置：对其中太多的、可以说丰富、可以称杂芜的东西，我很难单纯地站队、表态。简单地说，是不便支持又不便反对。我一度很深地徘徊在性别叙述之畔、之内的阶级表述及参数的相互抵牾和纠缠之中，也游移在单纯女性主义立场与更广泛的社会承担责任之间。最后，一个小秘密：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始终试图区分我的电影、文学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因为在我心中，无法抹除某种意义上的审美评判原则。面对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我们必须区别流行文本和我心目中的文学。结果是，我搁置了这个主题。我想，我还是会再度回访的。

记者：你到北大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之后，乐黛云老师对你有要求么？

戴锦华：当然有：就是发展你自己。乐老师会为你创造、争取所有必需的条件。当年乐老师在中国创建比较文学学科———很大程度上介入并影响了80年代的社会文化进程，到80年代后期，乐老师的理想，是使之成为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一个综合的多学科、跨学科、共融互动的领域。乐老师选中我，是瞩目于我的电影研究，但我转型文化研究，乐老师只有全力支持。正是乐老师扶助了文化研究工作室———应该说是中国第一个文化研究的机构的建立。我获得过的几个学术奖是乐老师为我申报的，职称是乐老师敦促和玉成的。我此生再未遇到任何一位前辈可以像乐老师这样庇护、激励和扶助后人。她激励、从不指责，更不会划界。

记者：成立研究室之后对你的研究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戴锦华：文化研究工作室始料未及地实现了我当年的梦想，与学生之间的高度互动，带动我不断刷新自己的知识，打开或转移自己的文化视野。1995年工作室成立，一方面我开设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一边则是文化研究工作坊每周与不同级次的学生、研究生共同讨论他们的文化———“喂养”、伴随他们成长的流行文化、亚文化，当然也包括高雅文化。总的来说，文化研究的整体诉求、思路和方法，拯救了战后人文学术的“贫穷”和困顿，打开了视野，拓展了疆域；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这门战后“显学”，事实上又始终处于某种边缘和尴尬的状态，在这轮高度学科化、技术官僚化管理的浪潮中尤其如此。对我说来，抛开人文与社会、学术与社会实践的命题不论，文化研究的学院力量在于跨学科。以某一学科为“根据地”———对我，始终是电影学，不断在“游击战”中打破壁垒、拓展疆域。你永远无法去定义何为“文化研究学者”。文化研究曾帮我打开电影学研究及我个人学术生命的困局，让我再次记忆并实践自己选择学术生涯的初衷。

因此，当文化研究开始在东亚、中国学科化的过程，我几乎没有获得动力。说过了，文化研究于我的意义是跨学科，借助不同学科的范式，激活文化的力量。一旦你自己成了学科，就意味着你要规范、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这可能是画地为牢，或难免买椟还珠。

记者：没法突破这个矛盾？

戴锦华：我自己的选择是双向的：一边是我将自己的文化研究拓展到第三世界研究、全球社会运动研究和参与之中；另一边我以新的方式重回电影研究和电影学。新的《光影》系列年书的编篡就是后者的结果。一进一退，是为了保持文化研究的张力状态，拒绝学科化对其张力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