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界“一姐”戴锦华：贾樟柯新片超乎我的预期

我的学术道路基本是逆推式的

记者：最初在电影学院上什么课？

戴锦华：当时我的主课是艺术概论，也兼任各种文学课，包打天下的“万金油”。后来我统计过我在电影学院的课程：三十几门形形色色的课吧。同时以极大的热情跑去导演系、摄影系、录音系疯狂听课，尝试学电影。当时也就有十几本关于电影的书，一两个月下来就苦于无书可读。跑去北图查找外文书的时候，因为一本书的名字入眼，便借来复印了苦读。这是我的第二号幸运：这本名为《电影语言》的英文书，正是现代电影理论的法国奠基人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名著《电影表意散论》的英译，结构主义电影符号学的开山之作。以我的英语和理论水平，当然如捧天书。所谓阅读，是逐字查字典，一句一句地硬译。这本书奠定了我全部理论与学术的基础和底色。盲打误撞，落在正确的起跳点上。

记者：你还曾提到《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在当时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戴锦华：那本书不光是对我，是对这一代人影响都很大。但我最早接触到“结构主义”，是因为乐黛云老师——— 她是我一生的偶像。那时候她最早到美国去访问，回来时带了几十箱书，当时是校园的美谈啊——— 崇拜里也有嫉妒。现在常有学生说起坐在窗台上听我的课，我当时是名副其实地在人满为患的礼堂里坐在窗台上听了乐老师的讲座，第一次听到了结构主义这个名词。

但当初选了麦茨的书，并非由于“结构主义”，而是因为英译名：《电影语言》(FilmLanguage)。当时整个人文社科界都处在渴望新语言的焦虑之中，电影语言之“语言”二字撞到我眼前来，此外根本不知此书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名作。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基本是逆推式，经由麦茨，返回到罗兰·巴特，最后追溯到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女性主义理论也是如此。有人说我是最早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但事实是我是从电影的性别研究：从劳拉·穆尔维等进入，逆推回波伏娃、奥康纳、西苏……；另一边，追溯到拉康，逆推回弗洛伊德。

记者：11年黄金的青春之后，1993年你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为什么？

戴锦华：1988年乐黛云老师第一次和我提到回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时候，我基本不予考虑，那时我还在和电影学院和电影的蜜月之中。1992年邓南巡讲话之后，整个社会一夜巨变，突然之间，变得只剩一件事、一个字：钱。周围的人大都下海而去，剩下的也忙着拍片、拍M T V、拍广告、拍卡拉O K带。我感到极为孤单，好像继续从事学术，不是愚蠢，便是荒诞。形而下地说，是学院没有人在授课了。经常我一天要上七节课，一周上五六天，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就是一个空洞的皮囊，里面一无所有。到北大去看朋友，发现外面的变动对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千回百转之后，我就感伤地离开了电影学院。又一次没想到，这成了我再次的幸运机遇。

记者：这期间对学术的反思是什么？

戴锦华：整个在80年代，我们曾尊崇并梦想确立的意义和价值突然变换了嘴脸，自由的信念变身为欲望的哲学；而这类哲学对我，几乎是十足的恐怖主义。开始意识到，我们始终在以反思之名拒绝反思；中国的“进步”的确太经常地“以遗忘为先导”。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只有以退为进了。

记者：如何以退为进？

戴锦华：一个是我再回到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写作中(《涉渡之舟》)，因为那是我一个个人的和亲切的“地方”。同时我自己几乎不自觉的一次转型——— 文化研究转型，却悄然开始了。其中的原因是，我一方面深感到电影不再能从自身得到充分解释——— 我已经无法用电影的理论以及逻辑来有效阐释文本的事实，需要更大的语境、更多的参数；另一边则是强烈地感觉到已经不再是电影或文学加入在中国这新一轮的剧变之中，相反是一些更为流行的文化与现象。比如说“渴望冲击波”、毛泽东热、文化怀旧等等。而要分析类似文化，需要理论、思路、方法上的调整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