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别尽信学者 要有自己的选择

谈人文与科学

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南方日报：您在讲座里探讨了“人文之心”与“文学之魅”的关系，而在今天，人们可能更习惯于将“人文”一词与“科学”相提并论，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家，在您看来，“人文”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与“科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施战军：用最通俗的话说“人文主义”，其实就是要探究人之为人的意义，而且要探究人与其他存在的联系，在联系中确定人的位置。文学有时候不会具体地告诉你怎么生活，就像路遥的《人生》没有办法做人生教科书，但是小说的意义确实非常大，它告诉你人生可能就是一个无尽的循环过程，每次都是借此历史循环的力量往上推进，而科学是始终往前看的。

南方日报：您强调要对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反思，在今天重谈人文主义，和五四时期鲁迅等前辈倡导的“立人”思想相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施战军：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理论上的渊源也有过。上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文化史上曾经有关于学衡派的论争。五四时的主流思想是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候我们对于科学的崇拜几乎是一种概念崇拜，只要是科学就代表正确，到今天我们也依然是，一说什么正确就说它是科学的论断，科学表示绝对正确，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认真分析科学这个词是什么。科学成为一种绝对、不可撼动、唯一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五四时就给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毛病，而人文被搁置在一边。

在以科学为宗的思想下，我们的历史观也容易出现问题。那时社会流行的历史观是线性的，认为往前越来越好，极大丰富，生活永远是前面是最美好、最牛的，一切都是向前的崇拜，往前走就要无尽地掠夺，将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这样才能发展，最后反而是“人”找不到了。而文学是人文的，甚至有时候要停下来往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掉下来的好东西”。中国作家当中有两个特别聪明，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老舍。沈从文就是一个“站着不走”的人，老舍的观点比沈从文还朴素，他认为自己所有创作的价值，体现在呈现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他们保持了“向回看”的能力，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

学衡派那一批人从美国回来，深受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经过世界大战，西方世界开始反思自己的现状，不少人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掀起一股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潮，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这样的主题开始成为世界文学、哲学的主流。包括哲学家罗素，他们认识到西方由于过度的发展观、扩张观、话语权，使社会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失衡，怎么办？他们从东方的典籍里找到了修复这样的社会关系、修复人心这样的一种武器。在那个当口，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东方文学家泰戈尔，这是西方的人文需要，他从古老的东方文明看到了比如说和谐，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间一体的凝视，其实我们的先祖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万物、人与宇宙这种感性的感应联系，在泰戈尔的作品中表现异常突出，他的作品就为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提供了范本。

这一百年来，中国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科技主义的傲慢，这种傲慢的情况下，会使得我们的人文学科受到轻慢，人文的东西一旦受到轻慢的时候，往往会过分倚重科技，而把“心”轻慢了。比如我们过去说“学问”是了不起的，“学问”本身是人文的，但是现在“项目”和“文章”都是数字，是很科学的，过去的学术大师在今天的衡量标准下不一定受认可，但他们就是大师，那个时候，人文的东西可以得到它相应的认可，在今天，这种认可比较难，就在于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至于“立人”思想，五四时强调的是个人、个性，要建立一种个人的权利，让每一个人的人性都苏醒，这没有错，但是忽视了人与人的关系。而在五四那批作家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人文的偏失，所谓科学、民主更多是社会理想。启蒙思想里永远都有强势的个人，去启蒙那些混沌的、麻木的平民，在这样强势的观照中，更多是高高在上的呵斥和审视，很少有对平民的同情。“立人”的思想后面应该是对每一个生命的体恤，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怜惜之感、都有爱、都有痛惜。而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强调人文，而不是要拿“人文”来灭“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