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知识转型”

转型何以可能

在“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交流和影响的目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至少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对中国、尤其是当下中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唯学科化的方式、西方化的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研究中国，而一定要重新去发现中国。

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和它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着中国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这里所讲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但是，如何做中国的深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中国的时候，必须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转型”或者“知识上的解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既有的那套在学术旨趣上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全球化同样给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带来机遇”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我想，这一战略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有可能逐步走出“引进”、“复制”和“与世界接轨”的历史阶段，迈入“走向世界”的新时期。在我看来，“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绝不仅仅是此前三个阶段的自然延续，而是从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一阶段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交流和影响的目的。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不仅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还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的文化为支撑的，因而也就注定要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地方性”问题。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两方面的成果走向世界。一是基于中国立场拿出我们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二是让牢牢扎根于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