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知识转型”

唯学科化与知识地方主义

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第二大困境，是“唯学科化的困境”。

什么是“唯学科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国内所有大学的建制，都是根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方式来设置的，每个学科之间相互没有关系。但是，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刚开始设立院系建制的时候，很多学科和研究内容的“边界”是分不清的。当然，学科化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特殊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承方式紧密相关。

中国的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我们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研究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知识传承和对知识本身进行研究是不一样的，传承性的知识和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知识也是不同的。的确，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也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时，在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生都在埋怨:我们在学校里从课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考试可以得高分，但是到了外面却用不上？对于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样一批致力于知识传播的人，当我们用自己学科化的知识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也会发现，整体性的中国被学科化的方式给肢解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我想以中国非常突出的农民工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有将近一亿八千万农民工在都市里谋生活。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市里的服务行业主要就是靠他们。对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每年都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批人在年关的时候全数得到他们的血汗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好年。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很忙，我们的学者也很忙。比如，我们法学界就有学者写文章，研究讨论如何兑现农民工的权利。政治学界会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都在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通常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权利一定要兑现。我也从来不反对认真地、努力地、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权利，但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所应关注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

根本不是。我们至少要问一下，这一亿八千万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如果说，这大概是一批年龄从十三四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农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他们是中国农村的主力。什么叫中国农村的主力？严格地讲，他们其实就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不是在中国的都市里，也不是在高等学府里，而是在乡村。那么，既然他们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一旦他们都被抽空了，被抽离到中国的都市里来，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背后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能就此被抽空了。而在此背后更深远的，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当我们循着以上脉络不断问深一步，我们再想想，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农民工权利的问题吗？

而如今的现状往往是，我们法学界写了些呼吁保障农民工权利的文章，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的社会学也是，调查一下，什么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什么人的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也完成了。但再进一步的、这背后的文化问题、传承问题、中国整个发展战略的问题，很难再有人进行深入的探索、求解。而最主要的，倒不是我们的学者不关心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知识生产结构决定了，他们根本看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唯学科化”导致的结果。西方也有学科化，但问题是，人家背后有一套东西，他们知道，知识生产和传承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三大困境，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

吉登斯、贝克等社会理论家提出的“风险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事实上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使得“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意味着，社会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比如说，在这几年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必须马上投入运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必须立即启动科学、完备的应急预案？那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在那些危机突发的时刻，谁都不知道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如果在这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各种不实或者尚未核实的消息就会烽烟四起，这就是所谓“社会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在起作用。这也正是吉登斯、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试图揭示给世人的一种逻辑。对于诸如此类具有全球借鉴意义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批判性地拿来、学习、再探索。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我们很多研究只关注中国，甚至仅仅是某个省、某个地区的问题。这种非常缺乏全球化视野的现状亟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