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知识转型”

———邓正来教授在上海市“博雅讲堂”上的讲演———

邓正来 1956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和《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资深访问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研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转型的背景与使命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转型”问题。首先，我想结合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实践等国际国内背景，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就全球化的国际背景而言，我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出场的具体背景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社会结构性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大约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进入世界的，但是进入世界绝不等于进入世界结构中去，因为“世界”和“世界结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严格地讲，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特别是在加入WTO等世界组织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去的。为此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对世界游戏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发言，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是结构性的，是在世界结构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并不按照表面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运作，而是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而一国的“主体性”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有所认识。因为，如果你没有关于自己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绝不可能修改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除了对别人提供的规则说YES或NO外，你不会说其他东西。

我们必须明确:有发言资格绝不等于有发言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也意味着，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二个出场的背景是思想背景。这个思想背景同样可以放到1840年以后的时间坐标上来观照。

我们知道，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甚至包括在座的诸位）都开始思想。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没有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当下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事实上，“我们”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可能丧失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让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的参照系。

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上述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等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在中国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视线再拉回国内。事实上，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的这三十年成功的改革实践。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并没有遵从西方和前苏联既有的发展模式，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我认为，不仅必然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事实上也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给出自己的洞见。但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对以上所述的历史性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还远远不够。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三大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等。当然，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未来还将延续。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进程。

这三个阶段的共同点在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具体一点来说，这种西方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批判地将向西方舶取经验、引进理论的做法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由于以上这种实践的展开，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严重缺乏，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必须下足“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功夫，但是“西方化倾向”显然只会让我们在丢失了自己之余，绝无完成上述使命的可能。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一直把生存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少在目前看来，支撑这种生存权的，仍是一种“一代人的正义观”。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我们还常常是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生存下来作为生活正当性的基本判准。但另一方面，在如今受到愈来愈多关注的环保领域，我们有没有想过，支撑这种环保现象的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多代人的正义观”。根据这种正义观，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正当与否，不能仅根据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来衡量，也就是不能仅根据我们对现时生活的认识来评判，而应当由对我们后面的一代人或者多代人的生活质量的展望和憧憬来进行评判。也就是说，在如今诸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代人的正义观”与“多代人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观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更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就这种正义观作出政治哲学上的决断和抉择。这种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的严重忽视，我们可以统称为“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