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重寻父亲的“旧世界”

2012年06月04日 14:06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白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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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时期，史籍汉书、《资治通鉴》都自修。“我看他自己做的对联，蛮有古文根底。”白先勇说，在《身影集》里，有篇当初北伐完成后，白崇禧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具体论述了他想去新疆驻边、治理边疆的理念，文章洋洋洒洒近万字，逻辑清楚，理论完善，显示了他的文字功底和对治国的理念。“我后来学文学，我父亲也跟我讨论古代文学，唐宋八大家，《红楼梦》。他很尊重教育，对老师最尊重。每一年他会把我们中学小学老师请回来进行谢师宴。他也跟知识份子来往，胡适等经常来往。傅斯年回台湾时，父亲亲身接机的”。

作为军人，白崇禧在家里建立了严格的规矩，但与知识份子的交往，又让他学会了理性开明的教育子女的方式。1945年举家前往台湾以后，白先勇和父亲共同居住了11年，那也是他从小生病和漂泊以后真正稳定下来的一段时期，也从那时开始正式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很信任我们，尊重我自己的寻求，在那个父母都是替你计划自己的一生时期，我父亲的开明是很不轻易的。”白崇禧有自己的原则：只要能以理服人，说出自己的一套道理，他都会尊重的。白先勇先是考上台湾成功大学的水利系，想为三峡大坝建设做贡献，后来固然每门作业都第一，但还是休学，选择了自己更爱好的文学，休学、重考、念文学，这些巨大的选择父亲都没有阻挡他，“他有他理性，开明的一面。”白先勇说。

但在白崇禧手下做事却是不轻易的，白先勇回想道，父亲要求严格，下命令做的事情，做不到不行。首先白崇禧对自己要求严格，执着的性情使他对重要的事情都要坚持做到。假如手下马马虎虎的，“吃不了兜着走”。但“假如是聪明勤奋的人，他很欣赏。”白先勇说，“我两个弟弟，念书念的不好，经常挨打。我父亲历来没有打过我。我也不是听话，我们家的家庭地位，也是拿学校成绩单排的。我拼命念书，经常考第一。所以有些事情，他知道了也过去了。所以我很感激他，他让我学文科，让我办杂志，还拿出十万块钱给杂志做基金。”

1960年3月，读大二的白先勇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到1973年9月停刊，13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处于缺少经费，不断四周寻路的状态，父亲慷慨解囊支持，一直让白先勇铭记在心。也是从父亲身上学到的远谋，坚持，和母亲的热情，使他在台湾那个“戒严”的黑暗年代，始终坚持着把杂志办下去。

未定带着练习有素的军队，白崇禧“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理论，也被广泛接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分析道，由于中国没有单一的大型的经济中心，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中心的分散，使中国始终有灵活的、持久的经济实力支持。而白崇禧正是分析到这一点，并且用于全国抗日策略上，对抗日战争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十几年的时间，《现代文学》几近先容了20世纪所有重要的作家。伍尔夫、托马斯·曼、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海明威等，都是通过《现代文学》第一时间传入台湾。而他们凝聚的一批作家：陈映真、余光中、林怀民、李昂等，在往后都对当代台湾文学产生很大影响。

“一天吃三顿米粉也吃不饱，由于肚子里面都是乡愁。”在阔别故乡十几年以后，白先勇回到桂林。他住的榕湖宾馆，后面就是白崇禧的故居，“之前就是一个小小的别墅”，他回想道。那里现在已变成了一个深黄色的大别墅，是桂林市政府接待中心的办公室，除门口一个招牌，里面见不到任何白崇禧居住过的影子。

1967年，白崇禧的去世，结束了白先勇关于一个旧时期的记忆和以父亲为中心的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记忆。而四年前母亲的去世，带走了白先勇关于童年世界的记忆，那是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关于爱与热情，美与豁达的世界。四十多年来，带着父母的坚毅，热情，执着和豁达等性情，白先勇在文学和艺术上带给了属于他的“新世界”巨大的影响力。这类影响力未定仅是属于文学，也是他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十几年凝聚的一批作家对台湾和全部华文文学世界的影响，昆曲对传统文化与美的再生。而今天，关于父亲白崇禧的记忆，也映照了他诞生的1937年那个“旧世界”的记忆。对他，唯一的遗憾，也许就是1963年与父亲的一别，居然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