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民国课本哪有那么美?模范作文也是八股文
建国以后的教育,以政治为首要标准,语文课本体现的“国家意志”,意识形态的僵硬和冰冷,使语文课本丧失了生活的真实,丧失了人性的丰富,丧失了世界的广阔,丧失了文学的审美魅力。选文上,厚今薄古,白话文比重大,文言文比重小。
这种标准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末期,社会对语文教材的批评越发强烈。此后的每次变动都引起较大争议。
从前教材选用较多鲁迅杂文,如《〈呐喊〉自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充满火药味、战斗檄文式的杂文,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的革命散文,渐渐退出中学课本,选文更注重审美和有趣,到新世纪,金庸文章也入选课本。政治色彩不断淡化,集体主义精神也有所淡化,突出审美、个人化的东西。但凡此种种都不足以改变教材的整体格局。
就像国家在探索中发展一样,学生们用的语文课本也在汲取各种意见中不断修正、改订。
经过多次反复,现在的语文课本在选择标准上显得举棋不定,选编者不知以什么为标准,这也是教育宗旨不够明确造成的。
有人还批判现有的教材“有毒”。如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文中,家人身体不健康,母亲极度压抑;而人教版《日记两则》里的母亲,道德完美,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反观民国课本,体现的是明确的价值观,儿童需要识字和阅读、写作,需要知道天地人文常识,是为塑造新型人格。民国课本的出现恰逢其时。
这和《老课本,新阅读》的作者邓康延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康延认为,我们当今这个社会,思想不断开放,各种文本不断被挖掘,民国儿童读物的出现,也是在温故知新、知新温故。好像转身之间,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六七十年前还有这么好的东西。那些简约、质朴又言之有物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汉字母语的亲切动人。
(张洁,笔名昌切。1953年10月9日生于湖北省沙市市。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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