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学垃圾成堆 急功近利压倒文化尊重

2011年11月22日 08:20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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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问：五四时期的那些作家都是忧国忧民的，他们的作品里面关怀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现在，从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关怀，是不是说现在的作家堕落了？当一个国家面临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时候，作家忽然变成了社会的中心。就像毛主席说鲁迅，说鲁迅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他不但是一个文章、小说、散文诗的写作者，而且还成为我们精神的导师。巴金也很喜欢引用高尔基的故事，是一个比喻：一群人夜晚在森林里迷了路，面临生命的危险，一个人就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变成了火炬，带领着大家走出了森林。这当然是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比喻。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面，我们现在的社会和当时的社会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文化生活，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有发展的需要，教育的需要，还有其他很多需要，消费需要。而且现在很多消费品是以精神消费来被群众所购买，所使用。我们的人民，尽管有困惑，有牢骚，有批评，但是我们从全国来说，并不是处于一个无限悲情的状态，我们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一个文化人，他把自己定位为我就是你们的精神领袖，我就是你们的精神导师，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当火炬的人，这种定位在今天未必能够取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同。

缺少革命后文化的成果和经验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革命前的文化成果和经验，但是我们缺少的是革命后的这种文化成果和经验。但一个社会在大的变革当中的时候，会有很多精彩的文艺作品。

比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她非常有名气，她反对种族歧视，她坐过白人的监狱，在纽约我有幸聆听了纳丁·戈迪默的演讲，她的讲演非常有自信，高屋建瓴，每一句话就像散文诗一样，你抄下来，不但没有错误的字句，也没有错误的标点符号。可后来呢，南非的白人种族政权被推翻了，曼德拉担任正在消除种族主义的南非领袖。南非现在也是金砖五国之一。

但是在三年以前呢，纳丁·戈迪默被窃贼进入她的家，偷走了她所有东西，而且窃贼让她把手指上的戒指拿下来，她是一个女作家，她拒绝拿下戒指，她就被窃贼打伤了。在面临新的情况的时候，她的声音就不如她在反种族歧视过程中的那么高亢，那么嘹亮。这里面有些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来积累，积累新的经验。世界上有悲情的和雄辩的文学，鲁迅是这样，甚至连雨果也这样。但是世界上毕竟还有温暖的亲和的文学，泰戈尔就是这样的。

当前，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现代人有更多的选择性，打开电视机，有10套、50套，甚至200多套节目供你挑选；到书店里去，10万种，几十万种书摆在那儿供你挑选；上到网络上，有无数的信息等着你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评估呢，有没有一个这样强有力的评估体系或评估系统呢，在美国如果你找穷极无聊的作品，多了，但美国仍然有他自己的权威。比如说《纽约时报》，它的剧评、影评都非常厉害。1982年，我曾经在康州访问过亚瑟·米勒，他写过非常著名的《推销员之死》。当时别人告诉我，他有个新戏要上演，然后就向亚瑟·米勒祝贺。但是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到现在为止，这个《纽约时报》剧评还没有表态，我很担心我的戏上演很可能达不到预期。后来果然是这样，据说，还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作品。堂堂的亚瑟·米勒他在乎，非常在乎权威评论的反应。美国有普利策奖，这个奖一般是由美国总统颁发的。日本也是一个非常讲市场的国家，但是日本有芥川龙之介奖，它是由天皇来颁发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天皇要给他补一个芥川龙之介奖，但大江健很牛，拒绝接受，说我得这个奖跟天皇没有任何关系。法国有龚古尔文学奖。他们就是有一种“既和市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又不敌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评估体系，或者是奖项。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儿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没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发现不了，我可以不客气地说。那么多作品，你怎么看呢，累死你，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我们现在甚至也没有人做这个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面的三聚氰胺的工作。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法想象的。所以，如何在当前这个我称之为文化泛漫、文化大量、广大公众参与的环境中，仍然有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仍然有这种权威的机构对它进行评估，对它进行选择，同样也能够对那些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进行汰劣择优，我们现在碰到非常复杂的状况，而且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