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化主体：当儒家和印第安文化同被西方入侵

2011年08月03日 10:11
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作者：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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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山的前印加文明的印第安人中，盛行两性神灵和男女的"互惠原则"[6]，"在主流意识中，大地的力量与体现在天空及高山上的力量对列。安第斯人让他们的天空中居住着男性之神，而与大地的丰产女神的形象对峙起来，这些女神以巴查妈妈（Pachamama）也就是大地母亲和她的神圣'女儿们'为首"[7]。印加的主导文化与安第斯印第安人的当地文化是同结构的，只是突出了太阳神的地位，就像儒家相比于道家而稍稍抬高了阳的地位。"印加人用其他安第斯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宇宙。......他们选择太阳神来主持和代表征服者的帝国，而让月亮神管理一切与阴性相关的事情。"[8]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主要太阳神庙的内部结构，特别是中心神坛的一幅图（Pachacuti Yamqui's diagram），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世界观。这幅图上，左边是阳性的太阳、早晨的金星、陆地男神和男人，右边是月亮、傍晚的金星、海洋母神和女人，形成一个互补对生的等级结构[9]。

这种自然的、微妙的有机世界观，不离世间--特别是家庭、家族--而又被神圣化。当它们遇到以独一的至高实体神为信仰、以坚船利炮为根本力量的西方文化时，就特别不适应。尤其是当这种完全异质的、机械的、形式化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力量摧残了中国和印第安社会的家庭结构后，儒家与安第斯的印第安信仰就在历史的瞬间崩溃，尽管它们在这之前可以经受多种折磨而不垮。对于佛教、道教这类不那么依靠家庭结构的非西方宗教和文化，西方强权的野蛮现代化倒还不至于那么致命。

此外，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10]。

比如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镫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11]。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12]；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13]，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西方人入侵中国用了更短的时间。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后来日本加入）屡屡击败中国当时的政府军队，不断缔结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确认西方入侵者们的文化是更高级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包括不同颜色的民主）是时代之神的化身，是可普遍化的真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装是"放出闪电光芒"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文字、科技（比如医学），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必须被"打倒"。以各种方式尝试的"全盘西化"成了时代的大潮流，儒家文化的主体部分和精英部分轰然倒塌。以这种方式，西方的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的现代思想与实践[14]。

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与印第安文化还有一个共同处，即它们的精英形态被西方击垮之后，在民间还有某种挣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过去的传统延命。这在中国表现为"家长"、"民间医生"、"跳大神的女半仙"等等，在印第安则表现为"通灵者"、"治病者"、"女巫"等等。比如《月亮、太阳和女巫》一书，就记载了许多印第安女子如何在民间为自己的文化招魂的哀楚动人的事迹（往往还是通过天主教神父们的诅咒之笔）。但是，无一例外，这种柔弱而坚贞的努力都受到了西方化的主流框架及其代理人的最蛮横和"最有理"的镇压和污损，被安上"封建主义"、"迷信"、"邪教"、"魔鬼的同谋"等等最有杀伤力的咒语，被"正教"、科学主义、"群众运动"迫害得死有余辜。西方框架所承认的某个宗教、某个"主义"或"主义者"--比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受到迫害，都有某个靠山来为其说话，来主持正义；只有非西方的生命文化的下层人被迫害时，无人怜之，因为它们已经被这个主流框架妖魔化得比敌人更反动、比异教更邪门了。这里才是真正"他者"的"鬼域"之处，是让知情者最心酸处。

儒家与印第安命运的不同仅在于，它在主流社会中的最后毁灭或被严重摧残主要不是西方人直接操刀所致，而是假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向西方意识形态"皈依"的实质是一样的。可以设想，如果可行的话，西方人完全会在中国做他们在美洲做的事情：既杀男霸女抢地，又灭绝当地文化。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口众多，有自己的文字和比较成熟的政府，有洋务运动和虽然不够先进、但还可抵挡一阵的武器，他们才不能像屠灭印第安人那样屠灭中国人，而只做到了摧毁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1915年，《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出现，成为鼓吹新文化的阵地。按照这个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运动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的，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根本不配在现代生存。相比于以前的救亡图存的努力，比如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普遍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一劳永逸地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科学与民主是两项西方最突出的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实际上，这可红可白的"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了中国的新宗教，谁要是不认同它们就会遭到宗教裁判所那样的迫害。蔡元培在中国和北大的教育中驱除了儒家；傅斯年骂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胡适赞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鲁迅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是"吃人"；余岩则指控《黄帝内经》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断言"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15]而且，这些都不是一时过激的言论，它们的主张后来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今天，中国人又想起孔子，又恢复了几个传统节日（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他们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区却已经耸立着各种意义上的"教堂"。无论是国家政体、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还是教育体制、家庭状况、娱乐方式等等，无一不经过了"皈依"的洗礼，而且从总的方向上，还在被西方构筑的全球化拖向更无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