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手书对联考：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两者孰为本位？

2011年08月02日 10:21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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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关键在于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这两者孰为“制度之本位”

文 |王毅

鲁迅说：“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热风·不懂的音译》）本文要说明的，就是一个看似“永远缠夹不清”的问题，即中国传统制度中，权力的专横是否能够像宪政“法治”（ruleoflaw）体系中那样受到有效限制？或者说中国本土制度文明到底能否产生有效的“权力约束手段”？随之而来就有一个莫大的疑问：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宪政而期望走向法治社会，这是否是必须的选择？

雍正皇帝手书对联中的矛盾

上述问题涉及法律史和制度史的许多症结，长期以来聚讼不已，这些争论的背景在本文这样的通俗短篇中无法展开，但因问题直接决定我们需要选择怎样的制度方向，所以又应该有大家易懂的简明回答。于是本文不妨从一个醒目的例子入手而进入讨论，即图一所示清雍正皇帝以手书对联而申明的政治准则：“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这副对联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短短十四个字概括出一个庞大国家政体的基本理念。而更需要留意的是：其上联申明的原则与下联内容有着明显的矛盾，因为上联强调一切国家权力只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个人手里；而下联却以疑问句表达否定判断：如此集权岂是为让天下亿万百姓来侍奉最少数权势者！

于是读者要问：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庞大文明体系中，为什么其基本制度法理却看似如此抵牾？

中国传统制度之性质的歧见

上述矛盾涉及中国传统制度深层的症结；而本文开头的疑问也与其直接相关。因为如果你只看此楹联的上联，必会断定这个制度的核心准则即是专制，于是近代以来国人对宪政民主的选择应属毫无争议，比如梁启超总结中国历史时曾断言：“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而“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又如严复向国人介绍中西法律制度巨大区别时剖析了中国传统制度诸多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严译《法意》案语）

但是如果你只看此楹联的下联（它显然包含了“民本”等传统理念），结论可能就会掉转过来，甚至赞同钱穆等人所反复申说：中国制度传统乃《礼记》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决非皇帝一人说了算，所以不是专制；因此中国应该固守自己的制度理路，而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宪政、法治和民主，这是对自己固有良治模式的“妄肆破坏”。钱穆原话是：“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国史大纲》）

其实钱穆的意见并非偶然，因为即使梁启超那样曾经矢志以民主宪政取代中国专制体制的人物，目睹“一战”对欧洲的大破坏之后也是一反初衷而返身颂扬本土制度传统：“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那么为什么如雍正楹联所示，看似非常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存于中国制度的核心？而上述对中国政体性质的歧异定义中，哪个更有道理？

雍正皇帝楹联中的上联内涵

对此疑难的讨论固然可以极尽复杂，但如果看透其本质答案就相当简单：“秦制”创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旦作为制度建构的终极目标奠定下来，就成为两千年未曾改变的基本方向，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宣传变法时说：对“秦制”明里暗里的承袭造成历代中国的无数制度灾难，并由此使其在近代以后被西方超越（“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凌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更根本的是，“秦制”一旦通过一系列制度路径建构起来，就成为一种具有异常强大生命延续能力的机器，即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而这始终作为体制大厦之核心的专权原则，就是雍正楹联上句的基本内涵。尤其越是近代以后世界走上“以权力约束权力”之宪政法治道路之时，中国这边就越要拼命维系“惟以一人治天下”。比如笔者以前札记中提到嘉靖皇帝，就是用“廷臣时有诛戮”等酷虐手段来保证自己“威福自操”（归有光《上高阁老书》）；又如康熙皇帝将“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专权原则，作为国家政治第一要义而竭力强调（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九）。

再举一例公开表述：北京紫禁城乾清宫西侧弘德殿东室内，也悬挂雍正手书“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而其明间张挂的，是与雍正格言相互印证的乾隆皇帝手书楹联，其横额是：“奉三无私”，上下联是：“二典三谟，法尧舜之道；五风十雨，协天地之心”---什么是“奉三”？原来这是用《礼记》中“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的典故，其中“参”是“叁”的通假字，“与天地参”意思是：君主权力与天地并列为整个宇宙中叁项最崇高本体！

可见至“秦制”两千年后的18世纪，中国统治者仍在强调：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崇奉统治权力为无上之尊。

雍正皇帝楹联中的下联内涵

说明了上联内涵，再看下联。

我们说“秦制”对于中国制度史的第二项重大意义，在于它通过这个王朝极其短命的悲剧而揭示：横绝四海的无限军力和权柄、积山盈海的权力财富、无数的让人心惊目眩的“权力形象工程”、令举世胆寒的专制控制和严刑酷法??，这一切统治者希望“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权力手段和权力暴利，都不可能因其一度的无比强悍辉煌就从此坚如磐石，相反越是榨尽一切制度资源而实现统治者的“肆意极欲”，其覆灭之迅速和惨烈就越是惊人，即后来《阿房宫赋》所慨叹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于是那些希望将“惟以一人治天下”之政体传于万代的统治者，只要他们具备起码的明智，就不能不思索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而且随着秦汉以后“周期率”的不断重演，后来统治者对于这个制度所能提供和所能允许的一切“制度免疫手段”（亦即“权力约束手段”）也就越来越谙熟于心，这就是我以前诸篇“法律史札记”从许多角度提示的制度现象：汉代以后很多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都比较自觉地提倡恤民、崇贤、戒奢、纳谏、为公、君臣合德、以公执律、修德慎狱等一大套准则，他们充分意识到：“权力的长效收益”除了需要永远维稳“惟以一人治天下”之外，也不能不多少顾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而权力者一味“肆意极欲”则势必导致包括统治阶级在内一切社会成员的灾难。这套体会的长期历炼就积淀出一套颇显睿智开明的有关“善政良序”之政治哲学体系。

因此，雍正楹联的下联内容并非特意的伪善，相反它同样是中国制度学的重要内容。

“制度本位”铸就了善政与专制之间的博弈结果

雍正楹联之上联与下联的两大原则既然皆有其深刻根源，于是问题是：两者间的博弈究竟按什么轨迹发展？其结果会怎样？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这结局早已注定，因为维系对权力的垄断（“惟以一人治天下”）乃是整个制度高于一切的终极目的，而限制权力以或多或少顾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则不过是为了维系终极目的之附属手段---中国“民本论”的旗帜性主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话虽重视“民”之能量，但其出发点却始终是“舟”（统治权力）的安全而不是“水”之立场：当水能“载舟”时固然应该凭借其力量，但如果“舟”因为本身痼疾而有倾覆之虞时，水也就成了最危险、最可怕的颠覆性因素，于是权力者对其的态度和手段就只能是“王法伺候”，即《左传》中定义的“以刑佐民”（“佐”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所以权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关键在于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这两者孰为“制度之本位”！而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传统制度的设计者们早早就已确定不移：

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源）清则流清，原（源）浊则流浊。（《荀子·君道》）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而既然统治权力是法权地位极大地高于国民权利的“制度本位”，于是屈抑民权而张扬权力威势（“屈民而伸君”）就是最基本的制度方向；而且越到了其制度晚期，这一抑一扬之间对比之悬殊就越是惊人。

“权力本位”使一切权力约束手段终成橡皮筋儿

“以权力为制度本位”千百年来的日益根深蒂固，使得善政良序在对权力专横和权力暴利的博弈中，与生俱来就屈居弱势、甚至如本文图二所示那种被弃如敝屣的地位。而善政良序任何的一时风光，甚至如雍正楹联那样昭告天下，也都远远不足以抗衡权力的专横本质与权力暴利驱动下无处不在的日益疯狂，其例子我以往的经济史札记和法律史札记中举有许多，比如不论历代国家法典如何反复明令禁止官府仗势陷害无辜和贪黩聚敛，但这类黑幕反而成为各级司法和行政的常态；再比如历代衙门都可以用合法口实肆无忌惮地强拆小民百姓的房子，而极少受到法律的限制，等等。

更为根本的是：与宪政法治体系“以国民权利为国家权力之本位”（最经典的叙述即《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恰成反衬，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创制基础就鲜明体现着“权力本位”对于国民的绝对威压，比如晋代法学家刘颂强调法律在源头上只能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禁脔，连朝廷大臣们都不能对其说三道四：“出法赏罚，??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再比如中国历代法典始终把质疑和反对统治权力的行为列为必须血洗的“十恶”大罪，并将有关法条与保障最高统治集团法律特权的法条（“八议”等），一并置于法典中最显著位置。

而与无数这类“刚性设置”正好相反，一切制约权力的手段则因为没有“国民天赋权利”的基础，所以它们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王法”在其逻辑起点就注定：它永远不能约束作为制度金字塔源头的最高权力，即《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桑林镇》中包公终审判词的通俗表白：“王法无斩天子之剑１（参见拙文《为什么“王法”管不住权力》上、下篇，本刊今年第20、第22期）

其二，诸多善政承诺因为没有刚性保障而只能越来越流于“仁政爱民表演”。下面举前后两个例子，以说明因为“制约权力”不过是橡皮筋儿，所以冠冕堂皇的国家法令失尽公信力。

前一个例子：早在明代前期的宣德时期，明代统治阶层的贪欲就迅速膨胀，于是权门横行、勒索地方等恶政层出不穷。英宗皇帝即位伊始，为彰显自己权位的合法性，于是颁布法令禁止各地向中央的巨额进贡行贿、停派到地方督造皇家专用昂贵丝织品的大量太监、禁止权门不法等等。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善政广告”都口惠而实不至，所以众多恶行一切照旧，无奈之下朝廷官员只好以天象示警为借口而哀求英宗“守大信以令天下”（见李东阳：《故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刑部常熟致仕赠特进太保谥康敏白公墓志铭》）。

后一个例子是1946年2月1日中共《新华日报》对当局的痛切指陈：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因为没有以“民权”为基础的宪政法治等等对权力的刚性制约，所以法条、政令、监察、肃贪、谏言、典章、尊贤、亲民、礼教、德治等无数手段都成了橡皮筋儿，而权力者永远不能“示人民以大信”。

秦汉以后那么多统治者都曾对“岂为天下奉一人”信誓旦旦，但实际情况却只能越来越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说“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视为当然”四字最准确，因为权力的终极目的在于维系统治地位与“权力暴利”，这从“秦制”伊始就被确定为理所当然、不许丝毫质疑，对此不仅历代制度学家们解说得无比详明，而且千百年来生活在“王法”势焰下的蚁民们的心里更是最清楚不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更正：笔者《为什么“王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下）》一文（本刊今年第25期），在叙述“李约瑟问题”原因时引用了爱因斯坦致J.E.Switzer信中的几句话。因疏忽，将此信作者爱因斯坦误写为李约瑟，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北海琼岛“静憩轩”中悬挂的雍正皇帝手书楹联

北京北海琼岛“悦心殿”是乾隆皇帝办理政务的场所，附近“静憩轩”小院是他的书斋，其正房明间张挂雍正撰写的这副对联，以表明这些内容是乾隆随时体会和遵奉的基本制度准则（详见本文正文）。

能用楹联这类洗练警策且又通俗的形式阐述其基本理念，这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高度成熟、具有极广泛涵盖力的表现，所以这类方法在清代官方文化中流行，即梁章钜《楹联丛话·序》所说：“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

（传）唐·阎立本：《拒谏图》（局部）

这幅作品现藏于美国华盛顿佛瑞尔艺术博物馆（FreerGalleryofArt），它可能是明代画家对唐人原作的摹本。画面描绘大臣的谏表只能由嫔妃转呈皇帝；因为皇帝怒不可遏，其侍卫已将进谏者绑在树上准备对他行刑，另外两位大臣吓得跪地叩头哀告，他们面前的诸多侍卫和恶犬则耀武扬威。

在中国传统政体中，谏言制度是“君臣合德”和贤明政治的重要建构方式之一，直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仍强调上古乃至明代以来诸多谏臣的“忠君爱国”和“风节伟著”是值得大力旌扬的永世楷模（见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谕”）。但实际上从本图等例证可知：谏言更重要意义反倒在于证明着诸如此类橡皮筋式“权力约束手段”，其功能日近完全失效。而如此高调的制度建构其结果竟然无比可怜，这正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不可能产生能够真正遏制权力专制性的刚性力量。

其实西汉贾谊《过秦论》早已说破这层道理：“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