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令人怀念田园风光 可从公民社会角度讨论建筑

2011年07月28日 10:25
来源：tim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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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博士生曾跟我讲过，在他老家江西农村，农民的住房变化主要是跟人口的生息繁衍有关。年少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长大以后结婚成家，就会在附近另外盖房子分开住。老人家住老房子，他们终老之后，房子就逐渐变成堆放杂物的仓库，或者空置。或迟或早地，房子就颓败荒废了。

都市空间的消极影响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利用与规划，房子的新生与衰老，主要以一代人的生命周期为时间尺度，并反映代际关系的变化。这可以叫做空间的时间化。另外是，空间与时间之所以有这样相互关联的方式，主要跟决策单位有关；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家庭。在住房建设与使用等方面，家庭有决策权，并且有相对充裕的外部资源可利用。

这种类型的时间空间关系，以及家庭对于空间规划的决策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都已成为历史了。都市中的空间变化与个人的生命周期是脱钩的，当然也与家庭决策权是脱钩的。基本上，决定都市规模、布局与空间利用的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专业知识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都有“脱域”或者“离根”（disembedding）的性质，远远凌驾于个人与家庭之上。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当代都市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更不是廉价地怀念所谓田园风光。毫无疑问，都市发展与经济繁荣，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带来很多好处。大量的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建设中，密集运用了许多知识、技术与审美创意，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与舒适性，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都市空间的各种变化日益脱离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生活节奏与掌控能力，这也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它使个人渺小化，无法选择特定的空间形式，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意义附着于某种空间格局中，导致个人日益感觉到丧失生活意义。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过“城市权”概念，意思就是谁有权力拥有城市空间呢？也许要这样理解，失去了空间的权利，城市的公民权就是不完整的。都市化条件下的个人，其生活意义也许可以附着于某些特定的形式，例如奢侈品的消费，但是却永远丧失了附着于空间的权利。空间的规划、布局、更改，乃至周边环境的好与坏，越来越不是个人能够理解，更谈不上控制了。

空间规划需考虑社会维度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都市化进程。支配这个进程的是一种基于发展概念基础上的时间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将某些空间形式看做是先进的、文明的，将另外一些空间形式看做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因此，在一代人的时间中，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按照诸如“罗马家园”、“东方威尼斯”之类的想象而重新改造和重新布局了。在这样一个空间高尚化、先进化的进程中，大量的“落后的不文明的空间”，例如老城区、老建筑，便被连根拔除。

然而，由此发展出来的城市，很像英国学者鲍曼（Bauman）分析过的情形。城市中的商场、街道、广场以及航空港、火车站等等，都是抽象空间。这样的空间中充满大量的陌生人，人人都是匆匆过客，只需遵循抽象的规则与指示，连东南西北的方位辨认都不需要了。人的关联变得简单而碎片化，大量的人群汇聚在一起，不但更加密集，而且更加疏离。原来的邻里、社区连同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地排挤出去了。

因此，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包括农村空间的变化，不仅仅是中立的、科学的进步。它对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绝非只有好的一面。换句话说，空间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应当加入社会维度的考虑。

另外一个同样基本的要求是，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将长期处于人口密集的压力之下，住宅的设计确实应当以鼓励中小套型为方向，要通过创意设计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留出变化的可能性（例如两套合并），从而引导住宅消费的习惯。

在现代大都市以及工业化的建筑流程中，要谈论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空间规划权利，多少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从具体的、生活中的个人需求出发，从公民社会与文化保育的角度出发，对建筑与空间的关系发出质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仍然按照吉登斯的反思性（reflexivity）概念，专业人员要与非专业人员对话，从中调动和发展出更为密集的知识，才有可能克服此前发展阶段的弊端。

作者系广州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2011中华建筑奖评审系列文章之一。2011中华建筑奖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工商时报及台湾中华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多个机构设立，邀请三十多位国际评审及两岸学者组成评审团，包括世界建筑展主席Paul Finch、威尼斯建筑学院教授Bernardo Secchi和Paola Vigano、荷兰戴夫特大学建筑系主任Tom Avermaete、英国著名建筑师Michael Squire等，希冀借此促进泛华人圈的建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