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阵痛 “冲击波”记录激荡

2011年07月03日 04:53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程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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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新旧思想激烈碰撞 1988年本报首次尝试理论版———

1个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异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各种观念之间碰撞，总有火花闪现。作为对社会变迁观念变革最为敏锐的群体，青年人在这方面尤其活跃。《北京青年报》一向对年轻人的思想动向最为敏感，理论版“冲击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冲击。冲击来自四面八方——由表及里，由里及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一场全方位的震荡。冲击波及四面八方——决策层、精英层、大众层——都经受冲击，也相互冲击着。冲击产生了动力。冲击迸发出火花。冲击也带来不可回避的失衡与阵痛。”

“冲击波”是北京青年报首次尝试推出的理论版。编辑邀请了当时评论界三位30岁出头的年轻作者轮流为“青年三家村”专栏撰写稿件，针对时局世相激扬文字；与青年学者就一些热点焦点问题展开对话；发布与民生民意有关的调查数据；甚至透过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新民谣”捕捉社情民意——表达最锐最犀利的观点，却绝不高高在上，而是形式活泼深入浅出。

●原文摘录●

中国的改革近十年其实来得并不剧烈，远不足以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这已经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宁要五六十年代的物价，不要八十年代的改革”——这种眷恋和伤感的气氛 在老百姓中浓烈而顽固，使人想起“文革”中出现的万民空巷接受检阅、山呼万岁、跳忠字舞——其余绪于今不绝。人们接受这种玩意儿又是这样的不自觉不情愿。

因此我认为，须正视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这旧意识不仅残存在近乎没落贵族式的一部分官僚身上，亦表现在平民的意识、平民的思想之中。倘改革深化到了真正足以打破大锅饭，出现失业者、真正出现新的资本者，真正使人们感到竞争的残酷，那么你看吧，不仅要骂，甚至要开一开杀戒。这是一个不算乐观的预言，但愿不会变成事实。

——1988年10月4日“青年三家村”米博华《杀死改革者！》

捕捉最锐最犀利的“社情民意”

1988年9月27日，《北京青年报》首期“冲击波”出炉。发刊词里明确表示：该栏目将反映决策层的思考、精英层的卓识、大众层的心态，并促成各个层面的信息碰撞；将吐百家之言，开探求之风，为投身改革大潮中的读者提供学术性的、未成定论但值得参考的观点和材料。

据现任北青报社副社长刘涵介绍，现任北京青年报社社长的张延平当时刚从学校部到调研部担任编辑，他准备做一个面向社会的探索试验，萌发了办理论专版的想法。于是邀请一些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员开专栏，约学者针对社会或理论热点焦点话题做访谈，联系吸引了相当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学者和知识分子。

“青年三家村”由时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米博华、《光明日报》评论部记者梁刚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吴国光组成。现《人民日报》副总编米博华在“冲击波”开场白里说：“我用力排拒着绝望的到来，用力地发展着抨击的品质。因此，希望加盟于看来是挺身向前的‘青年三家村’，从朋友身上得到冲动和激情的感染，并通过自己的笔，使生命的诸种欲望得到宣泄。”

在1988年10月4日的专栏文章《杀死改革者！》里，米博华亮出了他的观点：有些时候，仇视改革甚至把改革者送上断头台的，恰恰是一些老百姓。政治风云的后面，往往表现为不同文化类型的殊死对抗。

在“新思维对话”栏目里，学者韩小明提出：单纯用价格调节市场是理论上的失误。没有闲置资源投入扩大再生产，价格涨得再高，市场上依然无货。传统计划经济只考虑数量控制，现在只凭价格调节，都有失偏颇；学者吴稼祥则指出：身份问题是物价上涨、腐败现象、市场混乱、分配不公等四大社会问题的核心和焦点，解决身份问题的关键是制约社会公权力，实现社会从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的演化。

一些民间流传的“新民谣”也折射出当时人们的心态。譬如讽刺检查的对联：上联是“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下联是“下级哄上级，一级哄一级”，横批是“边吃边哄”；讽刺追权逐利者“天大地大不如权大，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描述按门路多少将人分等的“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走后门；三等人，门托门；四等人，没有门”等。

除了这些，“冲击波”还开设了“民意测验”栏目，主要发布一些调查数据和民间意见；“透明度”主要发布一些权威部门有关民生的声音；“挑战者”主要介绍一些理论或思想领域突出的青年精英，“百字谈”则是一些精短的时评。这些“配菜”既活跃了版面，也让各阶层的声音得到了一个发布的平台。

当时作为记者的刘涵参与采访了一批学者，他说，当时理论界确实很活跃，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敢讲话，意识也比较超前，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难得的是，一些社会热点焦点话题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在版面上的呈现并不生硬，而是通俗易懂，实在难得。

●摄影/本报记者　程铁良

●时代留影●

思想交锋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在几十年前把社会主义中国改变颜色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80年代末，社会上也弥漫着对新一代年轻人不信任的观点。对此本报记者刘涵采访了一些学者，发表《杜勒斯的预言会实现吗？——关于“第四代人”的对话》，文中指出：第四代是经济时代的新生儿，第四代人的导向是时代的导向，第四代人必将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指出“一代人对其上一代人的背叛与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进步，一代的蜕变是新时代诞生的动力”。

1988年11月本报记者何筱娜采访了知名学者，发表《身份：中国改革的要害》。文章直陈由于身份差别没有消除而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四大问题：物价上涨、腐败现象、市场混乱与社会不公，甚至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焦点所在。提出解决身份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制约社会公权力，中国社会必须从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演化。这样的观点对23年后的今天，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不久，“新思维对话”栏目再发《没有公平竞争就不会有高效率》，对公平与效率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时期，观点可谓尖锐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