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与《回声制造者》:美国后“9·11”小说中的反省
今年也许比较适合谈美国后“9·11”小说中的反思这个话题。一是“9·11”事件已近十周年;二是本·拉登前不久刚被击毙;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随着时间间隔的加大,作家们对“9·11”事件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9·11”事件是美国当代历史和文学史上一个极具标志性的时间。按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它标志着美国神话(理想隔绝、善之榜样等)的破灭,标志着“美国时代”开始走向终结。“9·11”事件发生当天,不少人宣称:“昔日的美国从此将一去不返”。 美国时事评论员亨特·S。汤普森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这样说道:“双塔现已消失,变成一堆血淋淋的废墟,随之而去的还有在我们的时代、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获得和平的一切希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与某种人,而且我们会在余生里一直与那种神秘的敌人处于战争状态之中。”美国当代小说家唐·德里罗这样谈论“9·11”事件的深远影响:“那个事件已经改变了最寻常时刻的基质”,包括“在哪里居住、如何旅行、看待孩子时应想些什么”。也有人说,“9·11”事件也是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水岭,“9·11”之后的美国文学更关注暴力、战争、身份、历史、宗教、文化、道德,更关注文学的社会责任和认识、教育功能。
近几年,不少美国作家的作品都直接写了“9·11”事件或以“9·11”事件为原型的恐怖活动,其中当然不乏反思。但也必须看到,很多写“9·11”事件的作品的反思在篇幅和深度上还比较有限,读者关注度也不高。但通过比较不同作品的不同写法,我们还是能够对美国后“9·11”小说中的反省有大致了解。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和理查德·帕沃斯(Richard Powers)的《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2006)两部作品里的核心事件都发生在“9·11”事件之后的第二年,但在内容和写法上有不少对应的差异。《恐怖分子》是直接写恐怖活动,而《回声制造者》则是间接来写;《恐怖分子》侧重外部,《回声制造者》侧重内部;《恐怖分子》里写历史较少,《回声制造者》写历史多;《恐怖分子》不写自然,《回声制造者》多写自然;《恐怖分子》中没有涉及反战内容,《回声制造者》则有不少反战言论;《恐怖分子》主要写偏激的他者,《回声制造者》主要写健忘的自我;《恐怖分子》里的美国依然强盛,《回声制造者》里的美国则迷失了方向;《恐怖分子》以胜利结尾,《回声制造者》的结尾却一片彷徨。
有人说相当畅销的《恐怖分子》写得很糟糕,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书中也有很多反省的内容。小说以多视角来讲述(有着一半爱尔兰血统和一半埃及人血统的高中生Ahmad的视角,一位年长的黎巴嫩移民的视角,他生在美国的儿子Charlie的视角,Ahmad的伊斯兰教导师Shaikh Rashid的视角),梳理了历史(Charlie就向Ahmad谈到美国的现状和,还回顾了乔治·华盛顿1776年至1777年间所指挥的战斗)。书中也不乏对美国的批评。
Ahmad有信仰、责任心、同情心,是书中最有见解和道德感的人物,作者借他的眼光批判美国的物质主义和道德堕落,没有父亲、精神匮乏的家庭使得18岁的Ahmad不得不向外寻找指导。尽管在语言和解经技巧上他比不上导师Shaikh Rashid,但信念比他更加纯洁和坚定。这个缺乏社会经验而又渴望证明自己的青年,轻易地被导师交给了恐怖分子,受命去炸连接新泽西与曼哈顿的林肯隧道。
Ahmad的学校辅导员Jack Levy与Ahmad的母亲信仰不同却成为情人,他最终成功说服Ahmad放弃爆炸行动。小说以此表明,只要不同文化互相理解,暴力和恐怖主义是可以避免的。
《恐怖分子》中有陈词滥调、俗套形象和种族歧视的倾向,有评论认为该作品属于一种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马尔罗开创,由唐·德里罗、理查德·帕沃斯和萨尔曼·拉什迪发展的探讨极端分子内心的文学传统。由此,厄普代克与帕沃斯又在探讨极端分子内心的文学传统上联系在了一起。
帕沃斯被称为“最为著名却又知者最少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他非常博学,作品经常涉及遗传学、生物化学、神经科学、虚拟现实、人工智能、音乐艺术等。他的小说思想丰富,又充满强烈的感情和真实的人性。《回声制造者》是帕沃斯的第9部小说,获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作者自己说该书写的是大脑、自我以及创造可靠性和持续性的途径,写了生态以及我们疏离其他生物的原因,还写了“9·11”之后的美国生活。作品始于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终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天,因此书中人物重新寻找自我的努力,呼应着美国国家在新形势下对自我的重新定位。小说中得了卡普格拉斯妄想症的马克能够辨认任何人,就是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他的理性认知能力与情感认知能力出现了脱节。马克看着前来照顾他的惟一的姐姐说,这个人相貌像姐姐,声音像姐姐,但就是感觉上不是姐姐。由于缺少情感认知能力,马克断定姐姐是伪装者。而书中其他人物都发现自己对于2002年的美国有着同样的感觉:国家的相貌像美国,声音像美国,但就是感觉上不是美国。小说写出了“9·11”事件给美国人造成的深刻身份危机。
马克的病症表明,认为自我是完整的、稳固的、永恒的这一观点是一种幻觉。相反,如同其他人物所发现的,自我是脆弱的即兴创造。这种即兴创造总要依靠他者。我们的自我创造是一个不断与我们遇到的任何人协作的持续过程。所以,小说探讨了移情:是否有可能通过别人的眼睛观察世界?在美国,自“9·11”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恶的言论,似乎恶是一种矛头指向我们的外在力量。《回声制造者》则想指出这样一种可能,即恶或许就是我们拒绝在他者身上发现我们自己,拒绝认识我们的自我创造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他者的故事。
厄普代克《恐怖分子》中的恶基本是外在的,包括Ahmad、他的导师和恐怖组织。Ahmad在外在大恶的诱骗之下,在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恐怖分子》中也有对恐怖分子眼中美国文化的描写,似乎也在提醒人们,美国文化内部的极端世俗化倾向确实导致了一些问题,给恐怖分子的袭击提供了口实。而帕沃斯《回声制造者》里的恶基本是内在的。患卡普格拉斯妄想症的虽然只是马克一人,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能恰当地认知、对待他人和自然,都需要不断地回忆、反省和改造自己,而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自我反省和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声制造者》中的核心隐喻是沙丘鹤一年一度的迁徙。进化中的祖型重现现象在内布拉斯加州平原的巨大鹤群中上演了五百多万年之久。沙丘鹤没有意识方面的负担,它们只是根据古老的记忆行事,生生不息。而人类却总是健忘,危险不断。“回声制造者”来自切罗基族土著人对沙丘鹤的称谓。远古的回声制造者召唤着今天的回声制造者,今天的回声制造者则凭本能的认知回应着,而这种本能的认知能力则是马克和后“9·11”时代的美国人所没有的。(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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