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黎光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这究竟属于哪个学科或文体的著作，它是文学随笔、哲学札记抑或是心灵体验的讲述，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与我们切实的心理经验或精神状况有关。因此，这是一本关怀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著作，是一本对生命或生活本质进行终极追问的书，是一本融汇了古今中外知识和个人经验的书，也是一本既形上玄想又驻足大地的书。阅读这样的书不仅趣味盎然，同时给人无尽的启发、联想然后叹为观止。
之所以难以确认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就在于，杨黎光在书中不仅信马由缰旁征博引，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用了大量统计数字，采用了大量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具体的心理经验。他的文字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像鸽哨如云朵，但那些具体的实例又因如此切近而让人备感亲切。开篇作者就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材料：国外一家机构搞了一项世界各民族快乐指标研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总共两万多人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美国46%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英国36%，印度37%，而中国，只有9%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反过来说，10个中国人中就有9个认为自己是不快乐的。于是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杨黎光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感到不快乐？这不仅是个问题，而且是每个人都不能摆脱和回避的问题。因此，为大家“寻找‘快乐共识’”，就是这本书写作的目的。
这真是个难题。世界上有各色人等，每个人的出身、处境、性别、种族、阅历、目标等各有不同，他们有“快乐共识”吗？杨黎光以试错的方法开始了他艰难的解析路程。他首先从宗教切入，并讲述了他亲历的经验：“父亲去世后，母亲孤独和痛苦，终日以泪洗面。一位老街坊来看母亲，她是个基督徒，就劝母亲去教堂坐坐。后来母亲没有去教堂，却常去家乡长江边上的一座佛庙，借信奉佛祖，渐渐进入一种平静。接着我看到母亲的脸上慢慢有了一些笑容。”但作者接着质疑说：“宗教，真的能让痛苦的人找到心灵的宁静和重拾快乐的感觉吗？”或者说：“神，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吗？”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杨黎光的母亲因信奉了佛祖，减缓了她的痛苦；但一个个案是否就可以断定宗教或者“神”就是快乐的源泉？问题显然不这样简单。然后，杨黎光从创造、爱情、权力、欲望、理想、功名、财富等不同的方面讨论了与“快乐”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但它背后隐含的哲学、形而上学抑或最具体的内心感受，却远远没有被我们注意。但是，就是这些事务，决定着我们是否快乐。我感佩的是，杨黎光通过这些表面事务，走进了它的深处。他不可能给我们终极答案，但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却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匆忙抑或迷茫的不知所终的黑暗的隧道，他启发我们在琐屑或无尽的事务中，能够停歇下来——这都是为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问题的提出当然不是始于杨黎光。远的不说，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潘晓的一封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当年23岁的潘晓说：我“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这种失望、绝望感，本质不就是缘于不快乐吗？因此，杨黎光的书写或思考，是一个接续性的追问，也是一个发展性的研究。杨黎光注意到，就在前两年的《中国青年报》上，年届80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题为《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开篇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少人懵懵懂懂过了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相信没想过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当然，茅于轼先生讨论的更具体，他说：“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往往和他周围所处的环境有关。所谓的环境主要是人的环境。如果没有人跟他捣乱，他就会活得快乐一些。反之如果人人和他过不去，找他的毛病，污蔑他，侮辱他……他自己再有本事，再懂得怎么追求快乐，也都没有用。所以说一个人快不快乐不光与自己懂不懂快乐有关，更与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有关。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光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一个阅历丰富的学者的切身感受。
杨黎光是一个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如果说多年来，他的作品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变革，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的话，那么，这部《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则将他的视野拓展到了关怀人的精神和心灵领域。这个变化让我们认识了另一个杨黎光：一个敢于面对和走进人类心灵世界的杨黎光。（孟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