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有关某省高考语文阅读题的报道在坊间沸沸扬扬。据说，这道阅读题要求考生就一篇通讯的画线部分进行解释性引申，结果被文章的原作者就标准答案提出异议。
那位作者回忆说，当年他写这篇通讯的时候，对某一情节的描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兴之所至而已；对出题单位没有征求其想法就擅定答案的做法感到遗憾。而人们议论的结论当然回到素质教育的话题上：不允许自由发挥的应试教育真是害死人！
不知那位作者听说过“接受学”这个概念没有？“接受学”属于国际学术界老生常谈的“文本学”的一个分支，即一篇文章一经完成，由文本生产领域交付流通领域，它便像商品一样获得了独立于作者（制作者）之外的生命，此后进行的解读（或商品消费）就只是读者自身的事，而与作者无关。
其实，把文本阅读看作对作者心理的“侦探术”，既是对阅读过程的事实扭曲，又是对阅读目的的非分苛求。作为平等的主体，读者当然不承担对作者的忠诚义务，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之间基于生活阅历、知识背景、文字感悟与想象力等的不同，阅读的走向远非作者所能控制和所应控制的：一些作者想传达的信息流失了，而作者未曾意识到的隐形信息却被读者无意间激活了。正是基于“接受学”对作者崇拜的颠覆，经典文本的反复解读才成为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那位作者与国际主流思想的隔膜成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恰恰证明其诸多貌似前卫的观念主张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过时的价值预设。
由此我想到，一些所谓的作秀式的“素质教育”，也涉及这类思维模式的嫌疑。作秀式的“素质教育”最大的可疑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至今无法获得严格定义的概念，人们对“什么是素质教育”的设问还只能提供枚举法的答案：比如，素质教育就是到剧场里上语文课，到大自然里上生物课，就是声光电的多媒体教学；当然，还有诸多非标准答案。
恕我直言，如果作秀式“素质教育”可以部分归结为“情景式教学”或“形象化教学”，那么，为“素质教育”所包装或掩盖的很可能是一种教育思维的倒退，一种不折不扣的教育返祖现象。
因为，说到底，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书面教育或书本教育，由原始的“情景式教育”发展到书面教育曾标志着教育史上最大的方法论革命，因为最简单的书面概念也是一种“类”的抽象，而没有这种抽象，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或全面性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一味地回归“情景式教育”是对“读图时代”的无原则迎合，它使学生的知识过程起于形象，又终于形象，而“读图时代”的孩子所缺的恰恰不是形象，而是思维的抽象能力，迎合这种形象性生存的“素质教育”几乎必定陷入“形象的狂欢”：到剧场上语文课，比如看《雷雨》，既免去了教师的教之累，又免掉了学生的学之苦，大家皆大欢喜，不亦乐乎！但学生来了，看了，然后走了，印象中只有四凤的美和鲁大海的不解风情。剧场里的《雷雨》已完全剥夺了学生在课文《雷雨》中本应得到的想象与思考空间。
至于非标准答案，我的质疑是，对于一个正在建立基本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的高中生群体来说，“一切都是可以的”知识状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共同语言、共同语法，一个在任何问题上还达不成共识的群体，如何合作？如何进行道德评价？甚至如何分析社会现象？在这个终身教育的年代，中学教育算不算基础教育？如果算，何谓“基础”？
我总觉得，作秀式“素质教育”就像雾中花，它美就美在其轮廓模糊和不可界定上，它所作出的“快乐学习”的承诺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知识过程可以是一个不必付出主观努力的过程。这是真的吗？世界真的发展到了可以或容忍——“不劳而获”的阶段了吗？我甚至揣度，作秀式“素质教育”该不会是一种教育泡沫吧？对作秀式“素质教育”的向往与对股神巴菲特的崇拜是不是出自同一种心理结构？
所以，扯远一点，我对当下“状元经济”的态度一向是乐观其成的。如果总得有人为企业做广告，为高校做代言，为大众传媒提升销量或收视率，那么让这些高考状元去占据那些本来由芙蓉姐姐、人造美女或八卦艺人占据的传媒空间，又何尝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他们代表的是勤奋努力的形象；至少，他们揭示的是“天道酬勤”的逻辑；至少，从他们当中产生未来领袖——各个领域的概率大于任何一个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