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毕飞宇
图为徐童
毕飞宇：写作是阅读想像力的过程
石剑峰
“过去十年，我也觉得干得不错。”电话那头的毕飞宇说。
在过去十年中，毕飞宇是他那代中少有专注写作并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作家。毕飞宇不是文学奖型作家，也不是频频在公共讨论中抛头露面的作家，不热衷于网络，他甚至连手机也没有，他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家。而他的官方身份是江苏作协副主席。
今年3月，毕飞宇凭借旧作《玉米》英文版获得亚洲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帕克认为《玉米》会在20年内成为经典。《玉米》出版于2003年，然后是2005年的《平原》，再加上2008年的《推拿》，毕飞宇用这三部长篇小说交出过去10年的写作成绩单。在《玉米》和《平原》中，毕飞宇延续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辈作家对历史的着迷，毕飞宇自己也说，“我感兴趣的是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在当下的延续和影响。写1970年代是还债，不从那走一遍，不留下两本书，内心是无法交代的。”到了《推拿》，作家一下子又把读者拉到了当下，把他个人与盲人世界的交流经验，用虚构的方式呈现“黑暗”世界。也是从《推拿》之后，毕飞宇想把作品与这个当下更加紧密结合，“所以对我来讲，《推拿》的写实还不够，我下面进一步往那个路子走。”《推拿》开启了他的又一段写作旅程，在他看来，一个小说家处在如此生动的世界中，在小说文本中却一点都看不到这个世界，这是个大遗憾。
为什么写作？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的回答是，“小说里许多东西，跟你没关系。写作表面来讲你在那写字、打电脑，其实不是。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家阅读想像力的过程。你想象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它自己有活动能力，自己有生命。”毕飞宇目前供职于《雨花》杂志社，小说写得没有其他作家那么快，不过他乐于参加一系列与文学对话有关的活动，在上海、南京等长三角各城市，经常会看到他的读书会。
徐童用影像勾勒“游民”
肖婷
“鲜活、生猛”，这是业界对独立影像记录人徐童作品的评价。入行四年，年逾不惑的徐童凭借《麦收》、《算命》两部作品已一路斩获国内外多个影像奖，第三部作品《老唐头》在继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次放映后，不久又将赴韩国首尔数字电影节展映。突然间，徐童成为中国独立影像的一面旗帜。然而徐童始终以一介“游民”自称，冷静划清身份界限，并声称希望用影像的形式让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长期隐形的“游民社会”得以显现。
徐童，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近二十年里，徐童在艺术领域干过很多工作,用他的话说，“前十几年为了谋生干了很多事，2000年之后才开始回到本专业干当代艺术”，做图片摄影，拍过实验短片。
2007年初，徐童在强烈的写作冲动之下完成七八万字的小说《珍宝岛》，那是“有很多故事，自己的经历，别人的经历，有一种有话要说的感觉”。但在写完之后，他感到还不过瘾，觉得身边接触到的人和事还需要以更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便拿起摄影机很顺手地拍摄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麦收》。
《麦收》跟踪拍摄了一位性工作者苗苗的故事，在获得业界好评的同时也再次引发了对于纪录片伦理的激烈讨论。有争论却无定论。在眼下筹备的第四部作品中，主人公是老唐头的侄子，生活状态“暗无天日”。
《麦收》、《算命》、《老唐头》三部作品现在被业内评论者称为“游民三部曲”，而徐童表示，他会将游民的故事继续讲述下去，用片中的个体呈现去勾勒出一个社会群像。“人们能在看完我的片子后，了解到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游民群体，中国有这样的隐性社会存在，这就是我作为作者最大的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