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消息，目前，电视在中国内地的覆盖率为97%，公众平均每人每天收看电视节目将近3小时，其中看电视剧、综艺娱乐等文艺节目的时间占一大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从传播渠道上说，这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学艺术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愿望。但是，尹鸿认为，当前缺乏客观公正的电视文艺批评，而且，“新的媒介环境和教育环境使批评家这样由专业人士承担的行业，今天已经变得门槛非常模糊，现在人人都可能是、可以是批评家，把他的批评传播给广大的受众。”
日前，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9周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了“电视文艺批评的当下思考”研讨会。
坚持批评中的真诚原则，提倡现实主义传统
“我认为中国电视批评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回到起码的真诚：学术真诚、艺术创作真诚和说话者本身应该坚持的真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说。
这个观点在嘉宾中引发了共鸣。尹鸿说，诚实的态度在今天确实是电视文艺批评中首先需要的。当年鲁迅就批评过中国文艺批评中的“棒杀”和“捧杀”，采用哪种是根据批评者的主观好恶或跟自己有无共同利益来决定的。“诚实本来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我们目前‘人情化’的泛滥，尤其不良风气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把底线当成要坚持的理想。”
时统宇还认为，当前还必须坚持电视文艺从创作到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因为目前影视创作的现实是“惩罚了、放弃了、淡化了、解构了、颠覆了现实主义倾向”。他痛心地指出，即使对我们最应该尊重的四大古典名著，在一些影视作品的改编中，也出现了曹操变“愤青”、林黛玉“裸死”、关云长吃“春药”等情节，“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感到忧虑的现实”。
反对轻视收视率，也反对“唯收视率”
“将近70年过去了，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很多探讨，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想说，要用文艺在人民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最终的标准，这一点肯定没有过时。”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这就对电视文艺批评标准的设立产生了有益的启示：要承认社会效果也是检验文艺作品的标准。
由此，他同时反对两种倾向：首先是轻视收视率和票房，因为收视率越高、票房越高，社会效果也就越大；但同时，他也反对把收视率、票房等同于社会效果。“无论多么好的作品、思想多么精深、艺术多么精湛、多么有创新能力，如果一张票也卖不出去，收视率等于零，那社会效果将无从谈起。但，在社会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我认为不等于收视率，不等于票房。那些电影大片，看的人很多、看完了乱骂，这不能算作是一个好的社会效果。”
电视文艺应该不仅养眼更要养心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失语”，“引领”的作用缺失。某电视台以倡导中华民族亲情孝道为宗旨的优秀栏目《天下父母》，走过7年艰辛历程，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近年来众多地方电视台对西方电视栏目的照搬却此起彼伏，“选秀”、“相亲”节目大批上马。“电视文艺批评要防止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走出来，又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他说，“我们不能让电视文艺节目仅仅满足于养眼，优秀的艺术应该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更不能‘花眼’、‘乱心’。”
近来，冠名“幸福”的一系列电视剧《幸福在哪里》、《幸福密码》、《幸福还有多远》、《老大的幸福生活》等热播一时，其中不乏金钱、财富在百姓中间引发的各种纠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由于我们过去一度强调政治斗争，忽略物质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物质生活的繁荣与幸福成了公众最重视的，成了电视艺术经常表达的对象，电视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坠入物化的空间，而是要坚持以心导物，心物互渗”。他说，电视艺术家应该发挥中国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兴味蕴藉”传统，把艺术家倡导的价值取向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公众，“仅靠简单地在电视上废除广告，大唱‘红歌’，不能达到目的。”
大众批评素养提高之时才是电视批评提高的光明之日
今天，电视文艺批评的渠道发生了重大改变，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上都有大量与传统批评家的批评方式、工具不一样的批评者，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单位也已经习惯于在这些平台上观看观众的反响和意见，以指导和调整自己的创作。
尹鸿说，“我们在讨论当下的文艺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如何适应当下媒介环境的变化，要找到新的批评渠道。”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更好的成长空间和成长环境，但大多数人还是缺乏批评的训练，缺乏艺术的灵感，必须提高自己的批评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候，只有大众的批评素养提高了，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电视艺术的水平才能够真正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