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
“要想富，出教辅”“教辅教辅，乱得离谱”，书商东拼西凑、老师低买高卖、教育局违规推荐，湖南郴州的乱象，再次触发对教学辅导书这一老问题的关注。
教辅书并没有原罪，让教辅书变成吸金石的，是从出版商到学校的一个庞大利益链条。如果说这个利益链条，是以教辅书为媒介进行着利益输送，那处于末端的学生，无疑是所有利益的输出者，是一种“基础资源”。
学生这种资源，有着一本万利的“变现”潜力。学校利用对学生的控制力、影响力，能够毫无成本地进行利益的第一道“榨取”，而低买高卖的差价乘以学生的总数，也让这种利益总量何其可观。
学生“被资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眼里，这是名正言顺的。我指导你学习，指导你购买辅导书，自然是我本职所在。而赚取差价，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关系，而且书上本来就有相关部门审定的标价。
这种行为的界定，是一个问题。可以如专家所言，是变相的回扣，是商业贿赂；也可以如部分教师所想，是正常的“教学行为”。界限的模糊，给“教辅吸金术”以滋生温床，甚至演变成行业潜规则，披上了合理外衣。
教辅书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使得一些人千方百计把学生变成资源。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500多亿元。庞大的市场，巨大的赢利，催生了利益的进入；同时，这种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的合谋，也使得定价越来越高、销量越来越多，让教辅书乱象愈演愈烈。
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一条条对照会发现，利益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禁止性条款。然而，部门规章效力有限，罚则缺失更让执行陷入尴尬，更何况还是教育部门、出版发行部门的“自产自销”。
学生“被资源”，远不止教辅这一种形式。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推行校园一卡通，必须购买电信手机卡。再比如，一些学校“课上不喂饱，课后加餐饭”，收取学生补课费。这背后，都是学校或教师“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都把教育变成了赤裸裸的赢利手段。
在学校系统中，学生是利益链的末端，也是权力链的末端。目前，学生和学校，不仅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使得学生在校园中难有话语权。就教辅而言，学校、教师不仅拥有指定教辅的权力，还拥有给你穿小鞋、让你不方便的权力。即使明知道一些教辅书不好用、不需要，在这样的处境下，学生也不敢不买。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赋权于学生和家长，以“自由选购权”遏止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版方、发行方还是教育管理者、教育施行者，都要时时检视自己，别让利益污染了道德的血液。
相关报道见今天A22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