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太平洋彼岸出现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从住房保障到选举权利，从食品卫生到工人福利，新闻界“深入揭批”各种公共问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那些只看到黑暗面、没看到美丽新世界的新闻人称作“扒粪者”。但是，新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这一称呼。“扒粪者”成为对新闻人的最高评价，比“无冕之王”更能彰显职业精神。100多年后，“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重现中国……
转型：公共问题取代私人生活
网络上的“扒粪者”不限于新闻人，而是包括新闻人在内的网民。“扒粪”从“打虎”开始，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经过9个月，冒充华南虎的“纸老虎”终于现出原形。仅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一张无需专业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照片，倾全国网民之力，耗时大半年，才验明真伪，可谓事倍功半。但是，这一水滴石穿的网络事件，标志着网民开始从暴民向公民的艰难转型：公共问题取代私人生活，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对公权力的监督取代对私生活的公审，成为网民的价值取向。网民与公权机构的拉锯战，最终以公权机构作出回应而结束，尽管这种回应值得推敲，公权机构却无法继续无视网民的声音，网民不再是虚拟的力量。
虽然“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出现，但是人肉搜索最初并非因“扒粪运动”而生。在2006年的“铜须门”事件中，网民对当事人“铜须”进行人肉搜索，随即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人身骚扰。事后发现，“铜须”被指控的行为，纯属子虚乌有。“网络暴民”对私人生活进行道德审判的行为，遭到知识阶层的批判。
仅仅过了一两年，网民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就发生根本性的转变。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表示“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成为“网络扒粪”的对象，他抽的香烟、戴的手表、开的座驾都经过网民的人肉搜索，1500元一条的“天价烟”传诵一时。最后，周久耕被移送司法机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从“铜须门”到周久耕，同样是人肉搜索，但是性质迥异。从2008年开始，“网络扒粪”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部分，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事件都与之有关，2008年的周久耕、2009年的“躲猫猫”都是标志性事件。
困境：层出不穷导致审丑疲劳
从每一个个案的规模和程度来说，“网络扒粪”一点也不逊色于100多年前太平洋彼岸的“扒粪运动”。遗憾的是，“网络扒粪”并未像“扒粪运动”那样，对制度建设起到足够的推动作用。
媒体常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网络扒粪”属于“第四权力”。“第四权力”是否有效，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能否纠错，取决于它们是否接受“第四权力”的监督。在“扒粪运动”中，“扒粪者”最为关注的不是制造问题的具体个人，而是产生问题的体制。“扒粪者”不是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各尽其责。在“三权分立”的基本制度未能确立的情况下，“第四权力”的效用大打折扣，“网络扒粪”只能解决个案，不具示范性，在制度转型上更是无能为力，陷入重复扒粪和审丑疲劳的双重困境。
由于“扒粪运动”无法推动制度建设，重复扒粪在所难免。在“躲猫猫”之后，相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喝水死”、“洗脸死”、“睡觉死”……各种死法应有尽有。回顾2010年的公共事件，几乎都是似曾相识，每个事件都能找到此前的原型，赵作海之前是佘祥林，钟如九之前是唐福珍，谢朝平之前是王帅。
由于相似的事件层出不穷，网民逐渐审丑疲劳，比如“躲猫猫”之后，同样的“躲猫猫”就难以得到关注，至少要有“喝水死”、“洗脸死”、“睡觉死”等新的情节，才能重获关注，但是关注的程度逐渐递减。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钱云会，在一次离奇的交通事故中死于非命之后，网友才发现他几个月前在天涯发的帖子，可是那个帖子一直无人关注，在他死后迅速有上千条跟帖。
两难：效用递减或者积石成山
“网络扒粪”陷入两难境遇：如果坚持重复“扒粪”，会效用递减；如果放弃重复“扒粪”，公民的权利又在不断受到侵害。与此同时，公权机构逐渐摸索到应对“网络扒粪”的办法。最拙劣的办法，是以诽谤、造谣的名义惩处“扒粪者”，但是这种行为会遭到新一轮的“扒粪”，往往适得其反，只有一些不能与时俱进的地方政府还在使用这种套路。与时俱进的“柔性问责”三步曲是：第一步肇事问责，“严打”临时工；第二部行政问责，“免职”基层官员；第三步司法问责，适用“缓刑”———“问责”到第几步，视网民的压力和领导的批示而定。三步走完，网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偶尔，也会抛出一些县处级以下的官员，平息民愤。
经过重重缓冲，“网络扒粪”的风暴，最终只能“吹皱一池春水”，网民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公权机构岿然不动。周森锋、逯军……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民对这些名字逐渐陌生，他们的问题也不了了之。新的“网络扒粪”覆盖了旧的“网络扒粪”，如此循环往复。但是，“网络扒粪”蓄积的能量，不容忽视。如果这种能量不能缓慢释放，而是积石成山，就会有“柔性问责”无能为力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