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陈晓明因“唱盛”而得其党

鲁迅先生说:“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立此存照”（三）》）

依陈晓明所持的“唱盛”的立场，是绝不容许有人出来指明当下中国文学的“浮肿”的，否则，陈晓明就诉你以与媒体与汉学家合谋“唱衰当下中国文学”之罪（2009年11月7日《羊城晚报》）。当然，陈晓明的志向还不止于此，他还要以“中国的立场”相要挟，要人们跟着他在将这“浮肿”直接“唱盛”为具有“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墓碑。陈晓明这样的气魄，是鲁迅时代那些只满足于以“浮肿”为“肥胖”的中国人所没有的，原因应当是他们没有机会处在这个“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

本文以“唱盛党”为题，恐有人对此题名有误解，需要解释。“党”有多义，在本题名中所谓“党”，取义于孔子所说“辨说得其党”、“辨说失其党”。（《礼记·仲尼燕居》）“党”，类也，意气相投者也。当代文学批评家中的“唱盛”人物，不仅在“唱盛”路线上相引为同志，而且意气也真是相投的。

王蒙与陈晓明，两人不仅在今年的“唱盛”当下文学运动中先后做了峰极上的标兵人物（好像尚未出现第三者），而且在三年前，他们携手联名将一位曾经抄袭且拒不认错却又市场身价不菲的青年写手（郭敬明）推举进了中国作协。现在王蒙和陈晓明又同为“唱盛”当下中国文学领风气先，而且登峰造极而无第三人可及，真可谓:唱盛而得其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