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联/画

编者按

在11月1日北京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针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评价，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看法，遭到与会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反驳。11月7日陈晓明在本版发表文章《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又遭到北师大教授张柠发文予以还击（见11月14日本版）。几番来回，当事人之一的肖鹰给本版发来如下长文，对陈晓明等人（包括王蒙的“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论断，见10月24日、31日本版）“唱盛”中国当代文学的做法提出质疑———

今年10月，著名老作家王蒙在欧罗巴的法兰克福以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在异国打破了中国文坛创作沉寂平淡的局面。这句话在出口转内销之后，11月又由著名批评家陈晓明在本土高调翻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位之说，在当下中国文坛，掀起了“唱盛”新高潮。

王蒙“最好论”开堂皇的国际玩笑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2009年11月7日《羊城晚报》）王蒙此话传回到国内，在网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抨击。王蒙很委屈，深怨同胞大众受了媒体的误导，对他的抨击是“闭着眼睛瞎诌”。他向媒体辩解说:“我是在法兰克福作的演讲，面对的是德国人。我所指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你说唐诗好还是《诗经》好？你说中国诗歌最好的时期，是唐朝还是《诗经》的时期啊？《红楼梦》好，能说晚清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剧本好，莎士比亚时期就是最好的时期？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2009年11月1日《北京青年报》）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最好”。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这从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正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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