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高度说”达到空前“唱盛”高度

不知是因王蒙言论引起的是非触发了灵感，还是两心相印而和谐共鸣，陈晓明继王蒙之后，在其余音未绝之际，以“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王之“最好”论唱和。

陈晓明为他的“高度说”列举了四个论据。在此试析之:其一，“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这不就是说作家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就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难道说此前自《诗经》以来的数千年中国文学都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平线下挣扎吗？其二，“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前半句不过是指作家能用汉语写小说，这也能算是当下中国作家的一个“标高”？而且还是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在世界范围中，更多的作家不能用汉语写小说，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使用汉语！）后半句用三个“穿透”，细想起来不过是指某些作家可以写一些非现代非现实的非古董的文学；其三，“有能力以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以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这句话中的两个“如此独异”是与什么相比较、如何得出来的？陈晓明没有说，我们就不妄加揣测了，只是以“独异”怎么就能树立为“前所未有的高度”呢？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是独异的，他就比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高了吗？其四，“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深广”的尺度是什么？中国尺度？西方尺度？世界尺度？“概括”又如何实现？把作品搞成“概括”世界或中国的“写作大全”的“中药铺”？（上文引“陈四点”见2009年11月7日《羊城晚报》）

与王蒙出身作家不同，陈晓明是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学博士出身。陈晓明虽然后来以文学批评家为业，但远在求学时代就对始自康德、黑格尔，至海德格尔、萨特，而终于德里达一线的西方现代大哲下过深工夫（2009年11月11日《中华读书报》）。他能在王蒙自我否定之后再唱“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高难绝调，靠的不是文学的底子，而是这一线哲学的底子。因此，陈晓明有能力直接拿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说事。然而，陈晓明对今天的中国文学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四点概括，在其看上去很美很理论的表面下，却留下了给人彻底扑空的大缺陷（这是陈晓明挑战学界智力的“陷阱”？）。

坦率说，陈晓明为了赶在“特殊时期”抛出这个文学批评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实在无暇顾及其无论中或西的“学术谱系”了。他对“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四点界定，实在是一个忽中忽西忽古忽今的急就章。这个“陈四点”，既构不成标准，也形不成解析；既让人找不到其立论的立场何在，又让人把握不住其论说的方法为何物。

近来陈晓明高调主张中国文学批评必须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法”，强调要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性。但是，陈晓明从自己的新主张中获得的好处却只是可以毫无过渡地（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学理上）将“今天的中国文学”定位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这个定位不仅枉顾今天中国文学创作力和影响力极度低落的事实，而且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理念论的产物。陈晓明本来长期是服膺德里达的解构学说的，但现在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陈晓明的“立场”，显然不是德里达的，而是黑格尔的。陈晓明的立场转换了半天，虽然高调标榜“中国的立场”，实际上还是没有跳出“西方”这个魔阵，只不过是从德里达到黑格尔完成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水平蹦极”。

如果真要讲“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法”，中国文学传统讲原道征圣宗经，讲自然天才论，讲南北差异，讲文体盛衰，但绝不讲进化论，更不会讲“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自南朝的钟嵘至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均不变的传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开篇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史观，在这个文史观中，陈晓明能钻研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吗？

在进化论框架下，以黑格尔式的理念主义历史观“唱盛当下中国文学”，不仅与当下中国文学的现实殊绝天壤，而且根本违背文学的运动规律。

为什么声称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快三十年”的陈晓明会提出这样“前所未有的”论调？我倒不敢相信他的文学判断力真是低下到不及常识的地步了。他能从这个沉寂平淡的文学现实中捏造出“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惊人奇观，绝不是基于他的文学判断，而是基于他附和当下主流的“唱盛”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