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马克·里拉上周末来沪演讲

早报记者 石剑峰

齐泽克

不得不承认，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对话上是有鸿沟的。

上周末，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和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马克·里拉，分别在不同的高校和书店做专题演讲。得知齐泽克也在上海，儒雅的马克·里拉不忘揶揄对方“不危害社会只危害思想”，可齐泽克在上海大学的演讲恰恰是对世界和中国的处境与未来的高谈阔论。传言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瞧不起齐泽克哗众取宠，齐泽克鄙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短视，看来不只是传说——虽然他们都可被称为左派知识分子。

马克评齐泽克：

“这种反动派没有多大危害，最多危害思想。”

作为激进左翼的齐泽克与传统英美自由派的马克·里拉之间，确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就算在上海的演讲中，齐泽克和马克·里拉也忘不了揶揄一番对方。比如马克·里拉在季风的演讲中对早报记者说：“很遗憾，我错过了齐泽克先生的演讲，因为我要洗头。每次他要做演讲的时候，我都会去洗头。”这是马克整场活动难得的玩笑。“我觉得齐泽克先生是一个嬉戏的、好玩的反动派，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未来应该如何完全没有一个清澈的理念。而且我敢断言，他不愿意回到过去，不愿意回到1989年之前，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生活并不顺。但是，他是一个暴露现代生活许多问题的人，而且他用非常好玩的方式暴露出来，有点像一个丑角，是个让我们开心的反动派。他这种反动派没有多大危害，最多危害思想。”

自由派知识分子“羞辱”齐泽克们的最常用伎俩就是：“他们难道愿意回到1989年前？”而齐泽克在演讲中展开的“默契”反击是：“我认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自己都还买股票。”

齐泽克和3年前来上海一样，依然不修边幅，穿着T恤走上上海大学的演讲台，演讲结束必然大汗淋漓。因为在2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齐泽克不只是耍嘴皮子，肢体动作比得上在健身房锻炼。

马克·里拉无论在华师大还是季风书园，总是西装笔挺一丝不苟，端坐在那里，温文尔雅。他言语平和，少有激动之处，更不用说夸张的肢体语言。

齐泽克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索性丢开了预先的演讲稿，从黄段子开场——与3年前在上海社科院的开场白黄段子基本一样——几个性器官频率颇高的黄段子下来，全场哈哈大笑，但也被搞糊涂了：齐泽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只是为难了女翻译，每每遇到黄段子上，她就害羞得不翻译，一旁的齐泽克则看着女翻译脸红。当然，齐泽克不是来抖荤段子的，这些只是他的演讲和写作技巧，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以习俗、阶层、语言等组成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更多时候它只是隐藏起来而已。听众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就算你对学术一窍不通也不要紧。所以，在上大的演讲中，不少听众是来自社会上的追星族，要知道齐泽克在豆瓣上的小组成员已经突破千人。

马克·里拉在上海的两场演讲名字分别是《政治神学的重归》和《反动的概念》，并且都预先准备好了数十页的演讲稿，演讲的前半阶段主要是阅读自己的演讲稿，在自由讨论阶段才会放开讲稿，自由阐述个人观点。马克·里拉的演讲没有齐泽克式的“下流”段子，所举的例子要么是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宏大叙事，要么就是西方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演讲极富逻辑性，层层展开概念演变，最后得出自己的观点。没有必要的学术基础和兴趣，昏昏欲睡是必然的。在豆瓣上，暂时没有马克·里拉的小组。

马克：

闭口不谈中国

齐泽克：

建议不必理会西方自由派那一套

马克·里拉说，这次来中国给自己一个要求：“我不针对中国说什么，我就来讲讲我自己的作品，来听中国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因为很多人向我提出关于中国的问题，其实他们是有答案的。”所以两场演讲中，就算有听众提出中国问题，马克·里拉要么推诿掉，让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要么用理论和历史来化解中国问题。比如，马克·里拉在近作《夭折的上帝》结论中说，“政教分离”、“自由民主”等现代西方理所当然的政治价值和普世价值，从历史上看其实具有偶然性，“既然这些普世价值都是偶然的，那你如何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追求？”早报记者问。马克·里拉的回答没有提到“中国”两个字，他说：“很多事情是普世的，但又是偶然的，比如科学家发现很多东西是很偶然的，但这些东西就是真理。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些被发现的东西或自然原则是否具有普世效力。我的观点就是，发现形态的偶然性和它的真实性、真理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样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齐泽克则十分乐意就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比如他建议中国不必理会西方自由派那一套，“我建议，在中国比起建立多党制更重要的是，政府允许底层人民建立自治机构，比如农民建立农会，这样建立政府与地方的对话，这比建立多党政治更重要。而目前在中国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是市场和政府，但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地方民众的自治，让他们发出更多声音。”

对于“和谐社会”，他也有自己的观点，“大家都在谈和谐社会，但没有和谐资本主义。20世纪的时候，欧洲（西方）建立一种和谐的资本主义，似乎我们所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不相信可选择的另外一种现代化：既要现代化又不要资本主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认为你们可以防止一些最基本的矛盾和不安因素。短期看，政府的干预反而会帮助资本主义，比如新加坡。我不相信我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朋友所说的，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形态国家，中国不一定需要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国的官方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他们正在动员所有的资源比如传统、宗教等，但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的活力经济，一方面在儒家学说框架下人们生活得和谐，相信我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很多人会成为这个框架外的弃民。”他还不过瘾，继续说：“现在面临的危险，是把资本主义和儒家里的和谐观念精华统一起来，但其结果却可能是很危险的，其结果往往是资本主义与和谐最糟糕的东西统一起来，比如发生在中国地方的资本主义贪婪和官员腐败。”齐泽克热衷于谈中国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抛弃一种幻想，那就是又一种对中国模式的幻想——既防止了资本主义全面接管，又实现现代化。